本刊特稿

• 北碚、乡村建设与近代中国

  彭慕兰;王果;

  传统中国的主体是乡村，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的现代化。在《创造新世界：重庆北碚的乡村现代化探索(1918—1936)》一书中，王果认为是北碚，而不是更为人熟知的邹平或定县，预示了一个完全现代的中国新世界。这不仅因为北碚同当时其他众多乡村建设试验区一样，尝试探索让农民无需前往城市，便可享有安全与繁荣，能够重塑其身体，革新其意识，成为现代国家的良好公民，更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主张工业化，成功实现工业增长，预示了20世纪后期中国经济起飞的某些特征。卢作孚的北碚建设，脱胎于明清西南山地移民的开发经验，顺应了近代山区政治和经济边缘性的新变化，将移民社会的自治传统、开发模式，对接于现代世界从有机经济向石化经济转型的新趋势、近代民主共和与科学革命的新浪潮，创造性地将维护地方治安的团练局，转化为推动地方社会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的新型组织，将农民转化成产业工人，创造工业增长，达成乡村协商共和，推动乡村科学革命。尽管由于战争和政治变迁，卢作孚北碚建设的很多方面未能完成，但书中呈现的现代化经验，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既有模式，可以得到许多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历史若干面相的重要启示。这些认识十分重要，它关乎在我们的理解中，北碚所代表的究竟是哪种“现代性”,在20世纪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中它处于何种位置，以及我们能够从中吸取何种经验，而这些经验也许能帮助应对城乡差距、现代化以及其他一些当前仍然困扰我们的难题。

  2025年04期 v.40;No.200 1-21+25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9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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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评议

• 尚想桑榆变彩霞——阎若璩的两面人格

  周绚隆;

  阎若璩对清代考据学风的形成起过引领作用。他博览群书，学问淹贯，长于考证，但喜与人争高下。考据方面的成就既使他享誉学林，又让其目空一切，对同代学人少所许可。在清初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虽然文人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阎若璩在学术圈里所表现的争胜心理是极为罕见的。学术上的盛名，博学鸿词的落第，对他造成了极强的刺激，故在与汪琬的论争中，显得颇为失态。但是出了学术圈，在面对权势的时候，他又展现出了令人意外的一面——媚权。全面分析阎若璩的学术优缺点，和他在学术上不服人、在政治上媚权的两面性，可以为研究清初文化生态提供一个有趣的案例。

  2025年04期 v.40;No.200 22-30+252-25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5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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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理克的中国文学观与东方主义的悖论

  钱翰;

  阿理克是俄国20世纪初叶重要的汉学家，其在法兰西学院担任教席期间发表的《中国文学——法兰西学院与奇美博物馆的六次演讲》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历史走向和时代的命运(20世纪早期)提出了非常特殊且有意味的见解，尤其是对佛道思想和中国诗歌理论之间关系的探讨眼光独到。他以幻觉(fantasme)和幻想(fantasie)来定义儒家和道家的诗学，前者的文学称为“本质的文学”(littérature de fond),后者是“信仰的文学”(littérature de foi),并以对“真”的追求来沟通两者。阿理克相信公元前6世纪左右形成的儒道两家的出发点都是基于相同的焦虑，却构成了相互矛盾的行为和思想方式。春秋战国是残酷非人的世界，无法让人接受。为了拒绝现实的世界，于是构想出另一个腐朽败坏之前的上古美好世界。他从道家之道过渡到儒家之道，把道与儒接续起来。儒道两家在某些方面是对立的，但同时通过“道”这个概念构建成互补与连续。阿理克对欧洲汉学当时的“东方主义”的知识立场提出了强烈批判，他极度尊崇中国古典诗学和传统文化，因此产生了激烈反对白话文学的态度。然而这种尊崇中华古典文学的态度也可能落入另一种固化所谓“中国性”的陷阱，把中国当成了某种一成不变的客体。这也是一种东方主义的悖论。

  2025年04期 v.40;No.200 31-45+25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4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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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 从五四到“言志”:现代中国“精神独立”问题的发生

  张先飞;

  作为“五四精神”内核的“精神独立”原则是五四理想主义社会改造思潮的重大思想成果，被树立为根本性的道德律令。新思想文化领袖推动以“精神独立”为核心价值的思想革新及社会改造运动，作为建造理想中国系统工程的基石，并将该原则定位为审视与评判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首要标准。“精神独立”原则的合法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社会思想动荡和国民精神加速变化中遭受到严重冲击，部分新思想文化领袖自居为五四价值的坚守者，坚决抵抗现实制度体制、政治强权、“意底牢结”的压迫，卫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已基本确立的思想文化革新立场及核心价值观，坚守自由精神与独立意志的底线，并继续担负启蒙时代“思想革命”的重任。他们选择“精神独立”等部分核心理念及其他当下中国急切需要的价值观，共同筑构出一套坚实有力的观念系统——“言志”的“认识性装置”,期望将其作为在新阶段的立身根基，抵抗一切压迫“精神独立”、尊奉专制独断的思想与文艺，守护及光大自由精神及独立意志等五四核心价值立场，保障以实现“精神独立”为核心的独立个人“求胜意志”的发达。创构“言志”的“认识性装置”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思想文化及文学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话语事件。

  2025年04期 v.40;No.200 46-53+253-25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4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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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词乐研究的“现代性”问题

  马里扬;

  20世纪以来的唐宋词乐研究，存在着“现代性”的转化问题。林谦三、王光祁等中外学人在这个领域内的贡献，可比汉语音韵学转化过程中的高本汉等语言学家，即将传统的乐学与词曲学转化为用文字之外的记音系统所展开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传统的“历史考据型”转化为现代的“理念实验型”;在材料上，敦煌写本、东亚汉字文化圈、民间小传统与欧亚腹地的“新材料”促使“书写/口头”“空间”以及“文本”问题在理念上的更新与批评上的尝试。“声音”,作为又一新的理论维度，可以借此对研究对象“唐宋词乐”的性质重新界定，亦即从以“文本”作为核心、限制于“关系研究”的“音乐文学”走向具备完整性、共时性、统一性的文学过程之“声音文学”;所谓的“唐宋词乐”,也应该理解为——6世纪至13世纪发生在中国唐宋时期的“声音文学”的一种样态；将其置于整个中国文学的演变中，能够更为清晰地认识其作为“声音文学”的独特价值，据此也可以重新思考21世纪唐宋词乐研究的“现代性”转化所面临的问题与方向。

  2025年04期 v.40;No.200 54-66+25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5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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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宽文学研究视界：大历史观视域下清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原则

  米彦青;

  清代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发生重大变化，制度、文化的改易涵纳其间。历史的巨变带来了文化与文学的新变，文学的研究只有放宽视界，才能契合历史的时代脉动。大历史观视域下的清代文学研究，须遵循以下方法原则：首先，要追索不同民族文化与异文化相交融而生成的新的文化语境的特质，寻绎文学发生学的轨迹，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华文学建构的发生学逻辑。其次，要坚持大历史观方法论，在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空间中关注清代文学。制度史视域下的清代文学生态研究，是基于制度与文学生态的互文性考辨，解构族群精神谱系的演进逻辑，可窥见旗民互动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进程；思想史观照下考察清代文学，从思想史维度解析清代不同民族间的文学互动，有助于揭示清代文学创作的思想特质，同时展现历史语境中创作主体的文化处境，这对推进清代多民族文学融合研究具有学术价值；在新文化史研究方法中能够养成清代文学研究实践的问题意识。最后，应以中华文学史料的系统梳理与深度解析为根基，突破传统学科边界，构建跨学科研究范式，以多维学术视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支撑，彰显其历史传承、社会服务与实践应用价值。

  2025年04期 v.40;No.200 67-77+25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4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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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义与文情：明清四书讲章的语气读书法

  胡琦;

  四书讲章是明清时期颇为流行的一种科举读物。在八股文写作“入口气”的规制要求下，讲章关注四书文字中蕴藏的语势口吻，形成一套丰富而细腻的多层次“语气读书法”。此种读法包含三个层次：(一)辨析说话人的身份系圣贤本人抑或记录的弟子，区别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二)推敲诵读中的顿断方式、语气轻重、声调高低，借以用声音形态呈现出经文语义的微妙不同；(三)想象、体会圣贤气象，由说话人之“神情”通向经书之“神理”。此类读法上承经学中注重白文直解的传统，尤其是宋代以降，理学家熟读涵泳的读书法，在明清两代则由于科举需求的刺激更为蓬勃发展。因应读法中轻重、缓急、高下等二元对立的特征，经书文本也可以作各种二分式的解读，为八股文对仗立柱提供了便利。语气读书法触及了话语层次、章法、语句节奏等文学形式批评基本命题，故亦从四书扩展到其他古籍文本。由字句分析到文本“神理”,再到圣贤“神气”的阅读进路，更是桐城派“文气”说孕育形成的背景，构成了中国传统文论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5年04期 v.40;No.200 78-89+2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8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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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 与黔首更始：秦末政局的转机与二世而亡

  齐继伟;

  秦始皇称帝后以及秦二世即位之初，确曾有缓刑宽赋的举措，意在与黔首更始、除旧布新，以使万民戴主。秦二世因接班人问题，面临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的压力，于是采纳赵高建议，诛大臣，远骨肉，行督责之术，不但使本已出现的转机戛然而止，而且急转直下，造成秦末出现内外交困局面，是导致秦速亡的直接诱因。亡秦之鉴成为汉初统治者的参照，刘邦君臣对废储问题的妥善处理，不仅确保了汉初政局的稳定，而且为后世储君制度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封建时代“为政在人”,良法最终要靠人来掌握和执行，汉代以后，虽然建立了复杂的储君制度，但仍有像晋惠帝、隋炀帝这样的君主，其根源就在于“家天下”的传位体系。治国之要，难在选人用人，孟子将“为天下得人者”冠之以“仁”,足见选人用人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巨大分量。

  2025年04期 v.40;No.200 90-101+2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7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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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纱易鸦片：近代云贵地区的资源整合及市场联动

  熊元彬;

  鸦片经济对近代云贵乃至世界政治经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鸦片有着药材和毒品两种不同的作用，理当综合其使用量、特殊的时空和经济地理等条件区别而论。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工业化的推动下，以及在中国尚须进口鸦片而云贵又正好适宜于罂粟种植的特殊时空下，为弥补云贵匮乏的财政和换取亟需质优价廉的机制洋纱，罂粟在云贵等地得以被广泛种植。同时，机制洋纱对云贵的输入不仅是世界工业革命助推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需要，而且还是两广等客商为谋取厚利的结果，是机制洋纱与鸦片贸易驱动的产物。在两广等客商和比较利益的综合作用下，不仅云贵近代商人在鸦片贸易中得以成长壮大，而且在云贵地区与国内外市场联动和资源整合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云贵从传统棉料及布匹基本都仰给于湖南等地的单线贸易转变成了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改贩洋纱入黔以易鸦片”和云南人“种上鸦片以之支付做衣穿的棉布”的双向贸易，而且还使云贵地区诸如桐油、五倍子、生漆等植物资源和牛羊皮、猪鬃等动物资源与外地得以整合。甚至在机制洋纱的推动下，不仅使云贵地区“民间谋衣，艰于谋食”的局面得以改善，而且在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土纱业中还引起了一场变革。

  2025年04期 v.40;No.200 102-118+255-2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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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学即政治：梁启超晚年的学术活动

  谭徐锋;

  梁启超晚年展开了丰富的学术活动，此前学界多认为梁氏晚年息影教育界、开启学者生涯，关注重点不再是政治。实际情形是，梁启超转向学术实乃政治失势后不得已的选择。如将梁氏晚年学术活动放入前后脉络，结合其函札与言论，联系梁启超早年万木草堂、湖南时务学堂、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等经历，聚焦梁启超的言行以及研究系旧人的活动，再细勘其晚年讲学主旨，勾勒其讲学的权势格局与相关反响，足以避开其故施的迷阵，在关系网络中剖白其心迹。梁启超晚年的学术活动，先是要同胡适竞争；后则利用北洋旧人的关系进行教育布局，以讲学吸引青年培育人才，成就自己的“青年团”。与此同时，梁启超暗中与闻政局变动，多次出谋捉刀。在国民革命如火如荼之时，梁氏甚至公开在清华课堂面对全校宣讲政治，可以说，讲学即政治。然而，这些努力由于北伐的迅速推进与梁氏身体状况的恶化，不得不戛然而止。梁启超四处讲学尽管扩充了影响力，在清华培育了不少英才，但也造成学术难免粗疏和身心日趋疲惫，绝非学术自立正途，随着形势的剧变与梁启超的去世，研究系重建政治势力的构想也化为泡影。

  2025年04期 v.40;No.200 119-131+2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9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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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税制与新绩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税收汲取(1950—1952)

  黄柘淞;

  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1952),国家的税收汲取能力急遽提高，和民国税收最高时期(1931—1936)相比，央地年均征税总量约为其3.1倍(折为银元)、4.5倍(折为米)、5.4倍(折为美元)。不过，这种新绩效建立在旧税制基础上，新政权颁布的全国税种体系，以及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等核心税法，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基本沿用了民国旧制。学界聚焦研究“民主评议”征税法，誉其为新政权增强税收汲取的制度创新，但民国时期更早就普行了十分相似的“简化稽征”之制。走出断代研究的习惯，从连续贯通的视角来看待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税政，可以发现新政权征税量剧增更多是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取消了民国时期中央派员赴全国征税的低效做法，恢复由地方政府在当地代征税款；二是成功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恶性通胀，消除了税款因延递入库而带来的“虚税”巨额损失；三是逐渐把工商业纳入初级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由国家向工商业分配原料与货源，据此掌握工商业的营业和利润情况，大为限制了工商业假账逃税的空间。这三个因素的实现，都是以新政权突出的集权治理能力为基础的，这是中共执政后国家汲取能力突飞猛进的根源。

  2025年04期 v.40;No.200 132-150+2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0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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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 从“语言学之后”看陈述句语气的三个层次

  邓晓芒;

  从“语言学之后”(Metalinguistics)出发，把语言的三种句法即陈述句、使动句(命令句)和感叹句归于求真、求善、求美的三种自由形态，并对其中的陈述句的语气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划分，将其划分为三种语气：其一肯定句和否定句是科学所追求的目标，被视为最基本的知识形式，但西方基于肯定句来证实，并借否定句来证伪(波普尔),中国道家则基于否定句而解构肯定句(有生于无),直至反语言(“道不可言”);其二，疑问句和反问句均可看作陈述句的否定形态，前者是处于对话(问答)中的陈述句，后者是加强版的陈述句，中西对此各有不同的思路和风格；其三，虚拟句则可看作陈述句的否定之否定形态，它揭示了一切语言的本质结构都是隐喻结构，构成创造性的“自由之家”,是求真、求善、求美的起点，并由此从陈述句向命令句和感叹句过渡，汉语在这方面以原生态蕴含有最丰富的宝藏，有待于我们去挖掘。

  2025年04期 v.40;No.200 151-168+257-2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2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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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社区儒学与儒学四期新说

  赵法生;

  2013年春开始于尼山的乡村社区儒学实验，致力于在基层社会重建儒家的教化体系和社会存在形态，包括教化场所、教化主体、教化内容、教化方式以及儒学公益模式，恢复儒学与生活世界的联系，取得了良好的实验效果，表明今天的儒学有望走出史家所说的博物馆或幽魂状态，在人伦教化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为儒学的当下意义提供了新的案例证明，这是近代以来儒学在社会存在层面上的灵根再植。乡村社区儒学的出现，从儒学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客观上构成了儒学四期发展的一个环节。依据思想创造与社会影响两方面相结合的分期标准看，儒学的发展已经历了四期而非三期。儒学第四期是儒学的近代转型，它不仅是儒学思想典范的变革，更是儒学社会存在形态与教化体系的重构。但在近代以来的儒学史上，儒学义理思想的创新成果颇丰，融通中西的思想系统次第出现，但儒家教化体系的重构却由于各种原因一再耽搁，致使社会层面的人伦道德教化失去依凭。乡村社区儒学实验，客观上延续了儒学四期的第三波发展，既为儒学的现代转型探索了实践经验，也为现代儒学的形而上学重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料。

  2025年04期 v.40;No.200 169-179+2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4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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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政治

• 中西之间的地权“习惯”——近代比较法学史的视角

  赖骏楠;

  地权习惯在中国法制近代化过程中遭遇冷落的命运，有必要从比较法学史的角度展开解释。清代官员出于儒家风俗观和官僚制本能等原因，已对地权习惯产生厌恶态度。19世纪欧洲法学界对习惯议题的主流观点，是将习惯视为产生于过去的、不符合近代需求的规范，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欧洲自身的习惯法经历。无论是欧陆主流法学还是英国法学，都将习惯或习惯法视作落后或古代的、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事物。这些习惯理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至东亚，并影响了该地区的法律理论与实践。在习惯议题上，近代日本一方面以西学中介者身份，另一方面以某些独创性观点，对近代中国法律界产生了或间接或直接的刺激。中国近代法学对上述欧、日法学话语几乎全盘接受。基层的司法和行政舞台也受到法学话语的渗透，大量新式语言被用于描绘和批评现实中的地权习惯。清代官方话语中常见的对地权习惯的负面评价，也保留在基层的反馈中。新旧知识/话语的汇合，导致各层次法律人都对本土地权习惯持敌视态度，而这必然会影响到这些习惯在近代法典编纂中的境遇。

  2025年04期 v.40;No.200 180-198+258-25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4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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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转化与中外对接：近代公司“董事”概念的形成

  聂鑫;朱小丫;

  “董事”一词并非外来，而是中国传统古典词。晚清以降，在公司制度引入的背景下，经历了“官督商办”“绅领商办”以及《公司律》颁行后的三个阶段，“董事”的词义扩大，在指代传统民间主事者的同时，也逐渐具有现代公司治理角色的新含义。结合公司理论，早期公司治理结构映照了相应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近代中国公司董事的产生方式、职权结构和议事机制深受传统地方事务基层治理机制“绅董制”影响，呈现出强烈的本土色彩。与代议制国家中由股东选举、集体决策、履行监督职能的董事会不同，近代中国公司董事在形式上虽然贴近现代公司制度，实则往往由推举或委任方式产生，依赖个体决策，合议性与独立性相对有限，是传统治理逻辑的延续。传统“董事”因与现代公司董事一职的功能相仿，而被借以阐释新意，但时人忽略了二者设置目的和运作逻辑的本质不同，导致公司董事制度在本土化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近代公司“董事”概念的形成过程揭示了在法律移植过程中，需考虑到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背景，才能将外来概念真正转化为有效的法律资源。

  2025年04期 v.40;No.200 199-210+25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7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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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研究

• 论三星堆文化与早期中原文明的关系

  李竞恒;

  三星堆文化保持着与早期中原文明之间的血脉交流。在世界范围内，唯独只有中国古代文明通过“青铜—玉器组合”来表现最高政治、宗教和礼仪权威。三星堆文化和早期中原文明一样，都使用“青铜—玉器组合”作为礼乐制度的最高表达。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与太阳鸟，表明早期文献中扶桑—十日的中原式的宇宙观已传播到古蜀，并被三星堆人群所接受。三星堆文化中既有来自中原“夏礼”的元素，也有来自“殷礼”的元素，大量独特的本地青铜礼器，又显现了“蜀礼”的自成一系，是综合了夏礼、殷礼、蜀礼“三礼”的共同融合。殷墟的非王卜辞中对“蜀”记载较多，但没有证据表明该地就是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中原最早记录巴蜀之“蜀”的卜辞是周原甲骨，显示了先周文化与三星堆之间的联系。

  2025年04期 v.40;No.200 211-223+25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5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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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商西周时期玉鱼及玉鸟探析

  李京震;王青;

  玉鱼和玉鸟是晚商西周时期数量最多的两类动物形玉饰，多数玉鱼和玉鸟为浮雕，少数为圆雕，根据形制特征又可将其分为若干类别。结合出土情境来看，玉鱼和玉鸟可能存在生前装饰、丧葬、工具、建筑装饰等用途。玉鱼和玉鸟在晚商西周时期的大量出现应当并非偶然，鱼类在先秦文化中是繁衍能力的象征，亦可能在阴间起“引导”作用，鸟类之所以受商人和周人的推崇，除了被视作图腾和祥瑞外，同样与其象征生殖的寓意有关。玉鱼和玉鸟组合使用的情况在部分场景中可以见到，生前装饰中的鱼鸟组合或许是为了突显佩戴者对生殖繁衍能力的渴望，丧葬用玉中的该组合则另有它意。鱼鸟化生现象和玉鸟人的源头皆可追溯至史前，后者可视为对人鸟组合题材玉器的传承与发展，其形象或许属于神人或先祖，造型上的差异暗示了各区域围绕玉鸟人的精神信仰不尽相同。

  2025年04期 v.40;No.200 224-239+259-2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0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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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代救日礼研究

  黄益飞;

  史前考古的重要发现证实，太阳对于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先民对太阳的关注和崇拜也由来已久。先民不仅利用太阳来辨方正位、制定历法，还忠实观测、记录太阳的异常活动，并将太阳的异常活动与人间的休咎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当日食这种异常天象发生之时，先民还会举行重要的礼仪来进行救日，这种古老的传统礼仪就是本文所说的救日礼。举行救日礼的主要目的是消弭日食可能带来的灾异，其最为核心内容则是保护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不受日食的侵害。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日食预测和救护的最早系统记录，西周金文中也有关于西周救日礼的零星记述，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则是《春秋》经传所记载的周代救日礼。本文通过对西周金文和春秋经传、《周礼》等出土和传世文献所记周代不同阶层救日礼的系统考证和研究，发现周天子的救日礼至少应包括伐鼓攻社、陈辞谴责、朱丝萦社、陈兵射天(月)等诸种仪节，周代诸侯的救日礼则包括陈兵震慑、伐鼓于朝、用币请社等仪节，而且鲁昭公十七年之前天子和诸侯举行救日礼应该有用牲之礼。救日礼的诸种仪节反映了中国传统的阴阳观念，古人认为日食是阴侵阳、臣侵君，因此通过伐鼓、陈兵、萦社、陈辞等方式来攻伐、劫迫、责让众阴之主的社神来消弭日食对周天子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对于厘清文献尤其是汉代今古文经学关于救日礼的不同记载、深入认识传统阴阳观念等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025年04期 v.40;No.200 240-251+2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6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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