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稿

• 全球知识体系中的语言权力博弈与学术中文生态位演化

  李姝雯;李曼丽;

  2006—2023年全球知识生产体系的学术语言使用呈现结构性变迁。文献计量数据与五所“双一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386位学者的实证调查表明：(1)自然科学领域英文主导格局持续强化，2023年英文论文占比突破92.43%,中文论文占比收缩至2.08%;(2)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呈现差异化图景，虽然整体中文使用率保持54.7%的主导地位，但形成四个显著分异类型：极高中文主导型(>约85%)、高中文主导型(约70%)、双语混合型(60%—50%)、非中文主导型(<50%);(3)学者代际差异显著。2010年后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文成果占比(31.5%)较2000年前的(72.8%)下降41.3%。学术语言博弈的历史嬗变与核心机制解释了学术中文话语空间受三重机制压缩：权力—知识共生、技术—制度锁定、教育—代际塑造。因此，建议构建学术中文战略生态系统的发展框架，包括借助技术变革的颠覆潜力、制度创新的突围方向以及文明对话的范式转换等；建设国际化学术期刊平台、建立学术语言能力梯度培养体系、创新“中文+”双语知识传播模式、制定学术产出多语评价国家标准等政策建议，从而为维护全球知识体系语言多样性提供中国路径。

  2025年05期 v.40;No.201 1-22+25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39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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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 “乐教”传统与儒家文学精神

  王齐洲;

  “乐教”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尚书》所载“夔典乐教胄子”可视为原始“乐教”的滥觞，这种“乐教”是要学习与鬼神沟通的技术，诗、歌、声、律、舞的配合最终要达致“神人以和”,和谐与快乐是其基本精神向度。“乐教”传统在西周初年实现了从原始宗教向人文教育的转型。孔子在总结礼乐文化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要求弟子从学诗入手通过礼乐实践领会礼乐文化精神，以培养君子人格和快乐精神，从而充实和丰富了“乐教”内涵并指示了文学路径。“乐教”思想在儒家选择和阐释的经典中得到体现，《诗经》便显示了“乐教”传统的延续与发展。其颂扬或憧憬快乐，虽不一定是现实的描绘，但确实是理想的表达，它所传递的和谐与快乐精神是明确和积极的。即使是“变风”“变雅”中那些表达对现实不满甚至不乏激烈批判情绪的诗歌，它们与“乐教”传统所提倡的快乐精神也有关联，因为这些诗歌都把追求快乐作为正面价值予以肯定，并与现实暂时没有快乐甚至遭遇痛苦加以对比，以表达其对快乐生活的渴望和追求。《诗经》所体现的文学精神在后世的中国文学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尤其在戏曲、小说、民歌等通俗文学中表现得更为充分。

  2025年05期 v.40;No.201 23-38+254-2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2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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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优考原——戏之发生考之三

  王宁邦;

  狭义而言，优本指模仿古代军事“游戏”动作的优戏表演者，“优”之称谓来由关联“游戏”。古优存在人与动物之分，后者称“獶(猱)”,泛称“优”。优戏晚于国家建立而出现，早期优戏，主要表现为优人于舞台展演军人“游戏”对抗动作。作为戏曲之“戏”古老形态的优戏，其称谓来由乃受“游戏”影响。甲骨刻辞常见的“憂”字即古“優(优)”字，因古“憂”字常被误释为“夔”等字，曾引发“夔一足”之争议及“夔纹”说等误解。随着西周礼制施行，优戏开始出现变异与分化，对“柔”造字初衷的揣度及其与“憂”字关系的探讨，可为优戏变异与分化提供佐证。用于专指表演艺人的“優(优)”字，出现于西周中晚期；职业化优人出现后，其试图突破传统展演框架的不断尝试，极大丰富了戏之表演形式。揭示古优演进真相，不仅可解决戏曲史领域诸多悬疑，对历史学、文字学等领域之研究亦具价值。

  2025年05期 v.40;No.201 39-54+2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97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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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理论赋：中国赋论的重要基点

  易竹溪;王玉莎;

  以理论赋是中国赋论的一个重要基点，相对于我们熟悉的以情、辞论赋具有不同的视角，由此可以看到赋体创作不同于“经学影响”“经学附庸”的思想层面。“赋理”是文辞的组织，“物理”为名物的推类铺陈，“事理”则是即事的议论，分别显示大赋和骚体不同的体制特点，二体同异及其体制特征乃是有待阐发的重要问题。古人以“理致”“理趣”论赋参照诗话体例，显示诗论和赋论以及诗、赋创作在某些方面的融通，但多出于道释思维的精微玄妙，反映赋体创作出脱“经学影响”的另外维度，让我们对辞赋思想内容的认识突破既有的范囿。以“义理”论赋则出自宋儒理学，是自汉以来赋论坚持《诗》学讽谏的理学转换。论赋以“义理”为本，导致对辞赋丽辞铺陈以至整个赋体创作的否定，但也引起情、辞、理关系的反思，转而坚持赋论主情的传统，并对丽辞作出重新肯定，理则地位降低。元明赋论批评律赋考试以经义为题和宋人以文为赋流于“讲经”,指出其情、辞并失的弊端，从而强调辞为赋体铺陈不可或缺，引导我们深刻认识赋体铺陈的本质。

  2025年05期 v.40;No.201 55-64+2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9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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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派、竟陵派的山水异趣与晚明性灵文学的理论殊途

  李璨;

  公安派与竟陵派先后活跃于晚明文坛，而这两派均源自“楚地”,其间的兴替关系展现了地域文学在较短时段内的演进方式。公安派与竟陵派共同继承“楚风”的主体精神，分别表现出“放笔”和“幽峭”的特征，其审美差异集中体现在对山水的欣赏旨趣和对游赏方式的偏好上，背后蕴含着二者有关动与静、放与修的思想。具体而言，竟陵派认为“山”使人静修精思，而公安派则主张“水”令人动心敞怀。因此，在崇尚“性灵”的楚风同声中，公安派与竟陵派实已在自然方面呈现出开放与封闭、外张与内敛的不同取向，代表两种相异的文化性格。由于自然观与文学观的相互作用，对山水的审美异趣也会影响公安派与竟陵派展现其文学世界的方式，使他们选择不同的自然意象来建构隐喻体系。公安派以“水机”论文心，竟陵派则“玄”化众山，二者在理论层面也走上不同的道路，背后体现的实为公安派与竟陵派放纵“布衣”情怀和把握“士人”操守的不同尺度，表现了晚明性灵文学的“同源”与“殊途”。

  2025年05期 v.40;No.201 65-76+2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1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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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 洪仁玕《资政新篇》成书、版本、内容舛乱及还原

  尚小明;

  洪仁玕所撰《资政新篇》除中文刊本外，另有《北华捷报》连载的英文本。后者是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等根据洪仁玕所赠手写本翻译的。中文刊本和英文翻译本的内容、结构存在一定差异。依据洪仁玕自述，再比较中、英文本内容构成，可推知洪仁玕在总理太平天国朝政前或已撰成“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等篇，总理朝政后又根据太平天国政治现状，增补“用人察失类”,然后上奏，由洪秀全旨准颁行；同时可知，中文刊本存在内容舛乱问题。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新民德”,主张太平天国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前提下，以西方国家为借鉴，在社会经济、社会习俗方面进行广泛的变革，与西人争雄，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守礼、积极进取的国家。

  2025年05期 v.40;No.201 77-87+2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0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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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闽南地区的流丐问题与政府应对

  方圆;

  流丐是一群居无定所、无恒产无恒业、以强乞为主要生存方式的流动人口。自入清以后，流丐群体日益猖獗，逐渐演变为严重的地方社会问题，且遍及全国。针对这一问题，中央政府几次更改制度，将流丐由送回原籍或送入养济院改为留居当地、地方协同保甲塘汛加以管理。从闽南地区的实例分析，流丐肆虐地方的原因，一是中央政府制度的改变，使得丐伙能够聚居本地，形成势力；二是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对中央政策几经变通，治理方式逐渐僵化，保甲、塘汛等更疏于发挥作用；三是流丐群体在丐头的领导下，主动适应变化，积极寻求更多元的生存方式。这一治理过程的历时性变化，反映了中央朝廷对地方秩序的管理由严格走向维持的历史趋势。

  2025年05期 v.40;No.201 88-99+2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3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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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西北茶引额量的道及其相关问题

  赵珍;王一祎;

  “道”是清代西北茶司茶引的额量单位，围绕道的分配及其茶法实施，不仅是清廷治理西北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清廷获取大宗商品茶叶税课的重要保障，是清廷控制西北茶引发放、茶市销量、茶商领引资质、税课征收等多重层面及其相关关系的重要指标。伴随西北统一，中马完全停止，茶引的道逐渐增加，并在陕甘分治后成为甘肃独有的茶法，即便是在引改票后，依旧以道为单位。而按道计征的茶税，经历征收本色、本折兼收及比例不断调整后，进而完全货币化，是为清廷推行以道为单位茶法的根本宗旨，对西北近代茶贸经济影响至深。

  2025年05期 v.40;No.201 100-110+2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2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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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中国传统簿记中的单式与复式

  张静宜;

  判别簿记的性质，是中国传统簿记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之一，但目前学界对账簿性质的判定，尤其是中式复式簿记的判定标准尚未形成共识。该研究尝试构建中式复式簿记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双重记账、勾稽关系、验证平衡三个层面提出判断中式复式簿记的三原则。通过对比《交易须知》单式簿记与大生纱厂沪账房中式复式簿记实践发现：两者在记账形式方面存在相似性，容易混淆，但在簿记系统的构建逻辑方面有本质区别。单式簿记流水账记录侧重描述企业的行为，年终通过总清账利用“四柱结算法”计算企业的账面资产总额，对比底账中的企业实物资产总额来实现机械平衡，年终总账实为双系统(总清账+底账)的数值平衡；中式复式簿记流水账以双重记账描述银钱的来去，通过总清账中账目间的勾稽关系形成“进-缴=存-该”的平衡验证等式，年总结账本质是单系统(总清账)的价值闭环验证。

  2025年05期 v.40;No.201 111-133+257-2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9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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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 金岳霖对“道”的现代改造

  赵峰;

  学界对金岳霖《论道》的研究多纠缠其中艰涩的逻辑细节，而对其整体把握则往往缺乏深度。对文本的结构分析是准确理解金岳霖之“道”的钥匙。《论道》正文部分先对现实世界作逻辑的解析和还原，推出居式由能之道；再聚焦个体充分展开对现实历程的解析和还原，推出个体尽性之道；最后对现实历程作总体把握，推出无极而太极之道。个体尽性之道是中心，居式由能之道为其提供微观依据，无极而太极之道使其获得宏观定位。式与能是对现实世界向内作逻辑抽象的极限，无极与太极是对现实历程向外作逻辑抽象的极限，道只在内外极限之间，即只在理性把握的范围之内。其《绪论》部分从文明对比的角度，把道上升为中华文明中坚思想的最高概念，但其激进理性主义的立场，又使道无力托举整个文明的重量。金岳霖的道是对中国传统之道的现代改造，它集中反映了中国现代精英的底层思维逻辑，即把启蒙主义和个体本位主义当作自明前提。这种改造在逻辑上高度自恰，但从根本上丧失了道的终极深度及其相应的安身立命功能。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整体上陷入了同样的困境。

  2025年05期 v.40;No.201 134-140+2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2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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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董仲舒对儒家“为仁之方”的改造

  胡骄键;

  原始儒家的“为仁之方”包含消极和积极两条进路。积极进路侧重于尽心为所爱之人筹谋、打算，但这种筹谋、打算是以己身为尺度的一种外推，即推己及人。这很容易在爱人的名义下对所爱之人进行强制；“为仁之方”还有消极进路，即让人自爱，让所爱的人自主自立，支持所爱之人自主自立。结合积极和消极两条进路，“为仁之方”乃是：在真诚爱人的基础之上积极地支持所爱之人自爱。既有研究虽已注意到董仲舒与原始儒家在仁爱思想上的不同，但由于未分疏出“为仁之方”的积极和消极两条进路，以致未能凸显“为仁之方”消极进路的思想意义，进而未看到董仲舒对“为仁之方”积极进路的单方面强调所带来的政治社会效应。相较于阴阳五行的体系化引入，董仲舒对儒家“为仁之方”积极进路的单方面强调，才使儒学与君主专制达成理论上的契合。董仲舒将本来是生活情感的“仁”上扬而为万物本原的“天”的品性，而“天之仁”又只有王能领会，王的职责就是承天之仁以爱利万民和教化万民。在这样一个“天人合一”(实即“天王合一”)的结构中，民是待教之“瞑”。因此，民只能被动地接受王的仁恩和教化，而不能自爱自主。因此，在王“承天施仁”的行动中，就只有仁爱的积极进路，而让民自爱自主和让民自化的消极进路是暗淡的。正是董仲舒对儒家“为仁之方”的改造，使得儒学能够柔化，有时甚至是美化君主专制，最终让儒学“独尊”于帝制中国。

  2025年05期 v.40;No.201 141-150+258-25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9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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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_土地与赋税史研究

• 明洪武初年的里甲编制与应役实态——小黄册文书整理与研究成果的阅读札记

  高寿仙;

  关于洪武初年的徭役制度，由于文献记载模糊甚至歧异，以致不少问题都存在争议。从近年发现的大量小黄册文书看，洪武初年的里甲编制与应役实态，与以往的认识有很大不同。当时每里由100户组成，全部都按照各户的税粮数额降序通排，官方规定中提到的人丁多寡并未受到重视。每年轮役人户的组合方式分为两种，有些里采用每年由一甲应役的“顺甲法”,另一些里采用每年每甲各出一户应役的“穿甲法”。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每年应役的10户的田粮总额都呈现阶梯式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与以往学者们强调里甲之间人丁、田粮、负担的均平化的看法大不相同。里甲之外带管的人户，包括外役户和编排不尽畸零户两类。前者是在税粮较多的人户中佥点，不再承当里甲正役；后者中既有编排不尽的“有田人户”,也有完全没有田产的人户，有田人户达到一定户数标准后也要单独编排成里甲。

  2025年05期 v.40;No.201 151-169+25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1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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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中叶江南的徭役组织与包揽网络

  侯鹏;

  15世纪中叶以降，随着按户摊征体制的确立，江南徭役组织在形态上转变为州县衙门与纳粮户之间一系列分散而密集的支付关系。相应的，对这些支付关系的包揽经营构成州县行政权力运行的组织基础。包揽者通常以某一役名或款项为经营单位，在完成支付的同时获取个人收益。其经营收益不仅来自纳粮户的直接支付，同时也来自其内部因徭役关系本身所规定的大量转移支付，整个州县财政也由此得以运转起来。在一条鞭法完成以前，整个包揽——支付关系始终呈现出集中与分散并存的状态。

  2025年05期 v.40;No.201 170-189+2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1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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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同演化：清代江南土地市场与赋役制度再讨论

  赵思渊;

  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赋役制度和地权结构的演化与适应过程，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政治经济体系，以这种分析框架对明清社会经济史进行观察与解释可称之为“协同演化”。明清之际的一系列赋役改革使得地方社会基于多样化的社会联系，形成多种类型的税粮集合体。这些税粮集合体大规模控制土地，也主导了公共事务。明清官方文献一直批评“一田两主”是赋税征收与地方秩序中的弊病。但与此同时，“一田两主”的地权结构长期广泛存在于明清乡村社会。税粮催征中，“一田两主”虽然始终未在清代的典章制度中获得正式认可，但通过担任圩甲、册书等形式嵌入于地权流转与税粮催征。这意味着，明清时期的乡村社会经济与地方行政之间实际形成了某种相互适应的机制。这一政治—经济结构在18世纪稳定下来，影响了地方社会的土地控制和公共组织。

  2025年05期 v.40;No.201 190-199+2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6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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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

• “企业家—经济发展”理论谱系探赜

  李晓;陈维聪;

  在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度走向成熟、企业和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发展风起云涌的历史进程中，许多经济学家致力于揭示企业家这个微观主体与经济发展的宏观绩效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了踪迹分明的“企业家—经济发展”理论谱系。以往研究对除熊彼特以外其他经济学家的相关贡献缺乏关注，既未厘清前后传承，也未辨析各家异同。从而不仅导致经济思想史研究存在罅漏，而且在究明企业家职能和市场经济本质过程中缺乏历史助益。这个“企业家—经济发展”理论谱系的递嬗理路可以谓之“一源二流”,即以坎蒂隆认为企业家在市场和生产两方面执行职能为源头，演变出各有侧重的两股流脉：萨伊、熊彼特强调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的创新，瓦尔拉斯、马歇尔等注重企业家在市场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可以认为这两股流脉并不矛盾：企业家的生产性创新必须遵循市场原则，在流通领域实现其交换价值；企业家按市场原则进行的资源配置必须服务于生产过程，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价值创造。企业家职能是生产性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的辩证统一，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

  2025年05期 v.40;No.201 200-211+260-2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2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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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中国工业化——基于不同叙事的对照

  梁华;

  在均衡稳定的单一系统内求最优解的现代经济增长流行叙事，越来越无法包含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世界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特征，其中所隐含的时间上的和空间上的“偏狭主义”日益显性化。同样的工业化进程，在不同的叙事下展现不同的样貌，指向不同的未来。通过不同叙事展现的不同工业化样貌的对照，反思现代经济增长流行叙事及其价值转向，识别并剥离其中的“偏狭主义”,基于中国实践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多重、多元、多样的世界历史演变叙事贡献中国智慧，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更是时代赋予当下的我们的光荣使命。

  2025年05期 v.40;No.201 212-220+2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9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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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强国进程中的金融供给结构与资源配置研究——基于货币政策冲击对制造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孙国茂;郭田勇;陈国文;

  金融供给结构的不合理和金融资源错配，必然造成企业生产率损失。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为例，从金融供给结构角度出发，研究在货币政策冲击下，金融供给结构的优化，对更高质量更有效率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利用收益生产率的方差来衡量行业的资源错配程度，利用各地金融信贷资源流向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比例来衡量金融供给结构，选取分离出的货币供给的外生变量来衡量货币政策冲击。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供给结构更优的省份，资源错配程度越低；处于金融供给结构更加合理地区的行业，货币政策正向冲击会降低这些行业的资源错配程度。进一步检验发现，货币政策会通过对企业的技术水平、资本和劳动边际产品价值产生影响，进而对不同金融供给结构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不同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2025年05期 v.40;No.201 221-234+2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7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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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评议

• 反思性建构：文艺美学与“美学大讨论”的逻辑关联

  姚文放;

  胡经之、周来祥、杜书瀛、曾繁仁等当代美学四大家通过“反思性建构”揭示了文艺美学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之间的逻辑关联，并由此奠定了建构文艺美学的缘起。胡经之是文艺美学的首倡者，周来祥提交了文艺美学的奠基之作，杜书瀛走向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曾繁仁重建文艺美学，他们从不同的侧翼、各自的优长出发，齐心协力推动了中国文艺美学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史诗式进程。所谓“反思性建构”其实是一个语义重复的表达，就是说，任何历史的建构总是建基于对以往历史的反思之上，总是包含反思于自身之中。这种对以往历史的反思就任何一个历史课题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无论谁重读历史，都会发现以往的历史阅读业已过时，而今日他将知道更多的东西，将更加正确地解释那些原始资料，也将以另外一种方式阅读这些原始资料，因而被另一些问题、前见和兴趣所支配。美学四大家在建构文艺美学的道路上适时应变、与时偕行，从而不断抵达新的领域、进入新的境界，为中国美学乃至国际美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2025年05期 v.40;No.201 235-245+261-26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1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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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精微之力致宏通之识——略论罗宗强的《文心雕龙》研究

  刘尊举;

  罗宗强在《文心雕龙》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一方面他对系列核心范畴作出极为精审的考辨，另一方面他对刘勰文学思想的主要倾向及其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上的意义有着深刻而宏通的把握。其研究方法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全部研究建立在文本细读和范畴考辨的基础上；二是以此为基点，展开合乎情理而富有创造力的阐释。罗宗强的《文心雕龙》研究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这对于当今普遍存在的日渐知识化、技术化乃至工具化的学术趋向，具有纠偏救弊的意义。

  2025年05期 v.40;No.201 246-253+26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4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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