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

• 论人类创造力的起源

  邓晓芒;

  人类创造力的来源问题涉及人猿之别。动物只是简单地进化、适应环境，人则能够改造环境，甚至创造环境。这种创造力不能归结为偶然的灵感，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否定，最早就是为了携带劳动工具而毅然改爬行为直立行走，导致了手脚分工以及人的整个身体形态的改变。这不是什么脑筋急转弯，而是具有时间性和前瞻性的历史活动。人由于把工具“当作”自己的肢体甚至另一个“我”,因而形成了自我意识以及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人的创造力在这一虚拟空间中凭借“有意识的自欺”而使劳动具有了语言性，从身体语言中产生了口头语言，并使语言成了追求真善美的“自由之家”。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就是语言的诗性结构、即隐喻的“自否定”结构，因此，最本源的创造力就在于语言的诗性或艺术性，它是科学语言和道德语言的根，也是克服现代人工智能的异化性的唯一途径。

  2024年06期 v.39;No.196 1-8+23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3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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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戴己：按礼分工的春秋女哲

  黄玉顺;

  姜戴己(敬姜)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女哲学家。她不仅比孟子早两百多年提出“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命题，并且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劳动分工理论，涉及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分工、劳心者内部的分工和男女之间的分工。孔子对姜戴己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是其“知礼”。由此，姜戴己的思想体现了“分工以礼”即“按礼分工”的劳动分工原则，从而揭示了劳动分工与社会规范及其制度之间的对应关系。不仅如此，姜戴己还指出了劳动分工乃是道德的基础。进一步说，姜戴己不仅“从礼”,与孔子的“从周”一致；而且还有“非古”一面，亦与孔子的“礼有损益”思想一致，并且进而触及了出自仁爱的“缘情制礼”原理。

  2024年06期 v.39;No.196 9-17+23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4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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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感应说与儒家中庸说的唯物论、实践论诠释

  何光顺;

  中国哲学的“感应”论与儒家“中庸”思想关系密切，并可以从“唯物论”与“实践论”的双重角度予以诠释。“感应”论包括“感物”和“应时”两个环节，它是意识主体在意向性的实践活动中所达致的一种居间化和两极性的平衡状态。“感应”论中的“物”不是简单的物质或质料，而是在主体实践活动中先是被直观体验而后被主体依其自身理性法则的自觉并借助媒介或工具予以改造之物。从根本上说，唯物论就是实践论，就是强调人与事物对立而又统一的矛盾辩证关系，并进而在实践中顺应以实现对自身和世界的改造。主体“感物”,就是从内在性和直观性上建立主体与事物的直向关系；主体“应时”,是在一种时机化处境中，借助居间性的媒介，建立主体与事物的实践关系。中国哲学的“感应”论在孔子的“中庸”思想那里获得了其理性的原则和方法论的自觉，并具有从内在性转向外在性、从自发性走向反思性、从直接性走向间接性、从沉思性走向实践性的多重特征。

  2024年06期 v.39;No.196 18-29+230-23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5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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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 《文心雕龙·辨骚》“雅颂之博徒”析论

  张海明;

  《文心雕龙·辨骚》篇“雅颂之博徒”一句，论者或将博徒解作“人之贱者”,或解作“博通之徒”,其实两说皆误。《辨骚》篇“博徒”词义并非赌徒，而当训为博弈之徒，引申为对局者。刘勰此语本以弈棋为喻，意在描述文学发展史上《诗经》和楚辞特有的互补关系。文宗乎经而变乎骚，《诗经》为源，楚辞为流；《诗经》为正，楚辞为奇；《诗经》为雅，楚辞为艳；故楚辞之于《诗经》,恰如高手对局，各擅胜场。汉魏以后《诗》《骚》所以并称，刘勰所以批评汉人论骚“鉴而弗精，玩而未核”,主张“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原因即在于此。

  2024年06期 v.39;No.196 30-53+23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0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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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赋》与陆机身世

  袁济喜;

  西晋文士陆机在吴亡入洛后撰《文赋》,对于文学创作中涉及的诸环节进行了描述与演绎，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着被刘勰所批评的“巧而碎乱”的不足之处，给后世的阅读与研究造成不少的争议。此外，关于此赋写作的年代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结合陆机身世进行分析。关于此赋写作的时间，通过陆机入洛后的交游与《文赋序》的比对，可以认定此赋为陆机于太康末年入洛后所作。《文赋》中对于创作环节的描述，结合陆机的身世，也大体上可以梳理清楚。陆机对于《文赋》中诗教与文心的融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形成了特有的思想智慧，对于《文心雕龙》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2024年06期 v.39;No.196 54-64+23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9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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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飞《满江红》词真伪及创作时期新论

  曹琳;

  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词非明人伪作，且应系年于绍兴七年，其创作背景与岳飞辞职居庐山、以浑瑊自期及此后的淮西兵变等事件相关。该词的题材、声情、平仄取择皆更符合南宋时期《满江红》词调创作之特点，而与明中叶以前不符；该词在南宋时期的接受史并非空白，如宋宁宗时期的武人诗词中已见该词影响之痕迹。贺兰山为唐代建中会盟明确划定的唐蕃边界，“踏破贺兰山缺”句源自绍兴七年庐山事件中岳飞以浑瑊自期的背景，在用典与写实之间将视野由宋金之争推廓至汉唐以来的南北政权对峙，表达了岳飞欲长驱燕赵、恢复中原的壮志。考岳珂诗有“壮怀徒激烈”句，此亦与《满江红》词背景相关。《满江红》词为《鄂王家集》所未收，非因岳珂未见，而更可能是由于《鄂王家集》为经进之编，该词的创作背景、内容用词均于岳飞平反之事无益，且与南宋时期长调的主流趋向及岳珂本人的词学取向不甚相符，因此岳珂未将其收入《鄂王家集》中。

  2024年06期 v.39;No.196 65-76+231-23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4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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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傀儡游戏：文学机制与乾隆御制诗的生成

  颜子楠;

  数量巨大的乾隆御制诗应被理解为受到文学观念、创作语境、预期读者三种动态机制束缚下“被动”生成的作品。首先，蒋溥密切参与了御制诗集最初的刊行活动，乾隆皇帝的文学观念正是由蒋溥引导定型，其“被塑造”的文学观念奠定了此后的御制诗创作与刊行的规程。其次，在宫廷文学语境下，作为主导者的乾隆能够限定其他参与者的写作习惯，而参与者也能够影响御制诗风的发展方向。最后，读者群体的泛化导致御制诗中出现了说教论理、知识展示、关怀农事三种写作套式，均指向了乾隆“迎合”其预期读者的心态。御制诗的持续性产出及其罕见文本特征，或许不宜完全归咎为乾隆皇帝的个人意愿与能力，而应看作是文学机制相互作用下的产物。推而广之，在清代诗歌研究领域，关注作者主动性的传统视角，几乎无法解释为何同质化作品大量出现。但通过分析各种隐性文学机制与被动的创造性，则可以开拓新的研究思路。

  2024年06期 v.39;No.196 77-88+23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9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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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研究

• 先秦两汉的口头和书写现象及其知识史意义

  曲柄睿;

  先秦两汉是口头传统和书写传统并存且此消彼长的时期。口传是先秦时知识生产的主要方式，记录口述的听写是常见的知识传播现象。此后在不断地集结和润饰过程中，口传知识的原始面貌越来越模糊，而书写的意义越来越凸显。到了汉代，战国时搜集整理口传知识的活动被作者主观撰述的行为所取代。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著作，开辟了新的书写传统和文献习惯。至此，口头隐居于书写大盛的幕布之后，虽未曾缺席但也不再是知识生产的核心了。口头传统和书写传统一度并存的历史不应被忽视。而发掘前者逐渐被后者取代的过程，对于我们了解历史早期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更是极有意义。

  2024年06期 v.39;No.196 89-102+232-23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7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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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宋元明揭帖内涵与功能的演变

  赵瑶丹;

  揭帖，作为上行官署文书在北宋政务中开始被使用，以财政报告的功能为主，这种有限的功能在元代得以继承。至明代，随着内阁制的确立，揭帖奏事被视为阁臣权力的体现，阁揭则成为揭帖的主要类型。揭帖制度在明代文书行移制度调整的过程中确立。随着明朝政治力量的起伏，揭帖的使用范围与功能逐步扩大，至明中期成为一类上下通进的官方文书。无论是宋代还是明代，留存于文献中的揭帖之名并非严格，因而出现了诸多异名。明代揭帖异名的丰富性，一定程度体现了揭帖在明朝政务中被使用的情况。在讨论明代揭帖的概念与内涵时，需要区分属于官方文书的官揭和有别于官揭的民揭，以及衍生出的私揭、匿名揭。探讨宋元明揭帖内涵的演变，着重呈现其在明朝政务中从单一功能向多种功能转变直至揭帖制度的确立和异化，是中国古代揭帖文书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2024年06期 v.39;No.196 103-116+23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4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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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老”:明清漕运体制与运丁生存之道

  马俊亚;

  明清把漕粮称为“天庾正供”,作为国家的最高战略物资，始终陷入官营必匮的历史规律；加之明清漕运弃海行河，直接成本相当于全国每年财政收入的数倍，百姓生命与间接成本无以计量。漕运类体制摒弃经济理性，最大程度地限制了自由劳动，抑制了市场经济，造成了国贫民愚的结局，但极利于维护专制权力的稳固和延续。在近代自由的劳动者苦于劳动对人的异化时，明清专制社会被直接强制的运丁则苦于无法享受这种异化，只能承受事实上被谋杀的命运。在明清专制政体反法治、反市场的条件下，为了自利的平民只得运用各种越法手段和资源以自利。“好老”具备了平民成功者的主要特征以及所能达到的极限。尽管他们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但却永远处于社会金字塔的下层，无法冲破体制的罗网。“好老”们最终的结局是明清专制政体导致的普遍性悲剧。解决漕粮问题最可靠的办法是把粮食作为真正的商品，商营必活；消灭“好老”的正途是法治和市场；解决运丁生计贫困的良方是消除对自由劳动的束缚。

  2024年06期 v.39;No.196 117-134+23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9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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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西南边疆电力产业的技术引进与本地化

  徐毅;梁婷婷;

  面对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电力技术的全球扩散和资本输出，西南边疆三省进行了积极回应，兴办电厂，自主引进、消化电力技术。各个电厂发挥当地水、煤和木炭等能源丰富廉价的优势，避开资本与人才匮乏的劣势，选择低成本、小规模、易操作的发电机组和电力系统的自主引进路径。继而，它们又以本地市场需求为动力，以本地融资渠道为保障，在器物层面上改进技术，升级设备和扩大规模；在人员层面上，采用周期短、见效快的学徒制培养本地技术人员，在20世纪前20年实现了从电力技术的自主引进到初步消化，为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电力产业的本地化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清末民初西南边疆电力技术的自主引进与初步消化体现了近代中国资本密集型产业本土化发展的一种路径探索。

  2024年06期 v.39;No.196 135-147+2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3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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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研究

• 单双之辨、高低之分、有无之别——论现代汉语表达来源语义的增价结构的句法

  邓盾;

  对“老王吃了他三个苹果”这类句子的分析，至少牵涉三方面的问题。第一，这类句子是单宾还是双宾结构?第二，若为双宾结构，间接宾语的句法位置是高还是低?第三，在分析这类句子尤其是解释句中间接宾语的出现时，是否需要假设空的轻动词?基于事实归纳，采用“{话题+施事论元}+动词+增价论元_(来源)+直接宾语”这一表层序列代表研究对象，对上述三个问题发表看法。首先对序列内的每个组成部分进行描写，并在描写过程中澄清事实定性方面的相关问题。基于描写，提出上述序列是双宾结构，充当间接宾语的是由动词词组之上的高位增价轻动词引入的增价论元，其论旨角色为来源，指称句子直接宾语所指的来源或领有者。接着给出刻画上述序列内部构造的句法表达式，并借助表达式解释与序列密切相关的诸多语言事实。最后比较上述句法方案与文献上提出的不借助轻动词的方案，指出增价轻动词的引入可对研究对象提供更深入的描写刻画。从发掘汉语事实并经由汉语个性揭示人类语言共性这一研究目标出发，主张汉语语法研究应对轻动词持审慎的拿来主义态度，不宜全盘否定或随意滥用。

  2024年06期 v.39;No.196 148-165+2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8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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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

• 都市圈人口分布的圈层结构研究

  尹德挺;赵国立;张歆越;

  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性要素。相比于行政区划的统计口径，都市圈人口圈层分布的规律性研究，更贴近客观实际，更有助于都市圈的协调健康发展。研究范围涉及北京、东京、首尔、上海、广州、伦敦、华盛顿、巴黎八个都市圈2000年、2010年、2020年三期人口数据以及相关地理、产业数据，理论上依托既有圈层结构理论并从人口分布的角度重新审视，提出了都市圈人口分布的“四圈论”和“人口卫星圈”之说。具体而言，第一，都市圈人口密度呈现“L形”曲线分布，并依据峰值、分界点、聚集度三大参数阐释了该曲线的形成与形变过程。第二，都市圈人口分布具有共同的圈层结构。基于“四圈论”,提出了都市圈人口分布可能存在“人口核心圈—人口过渡圈—人口卫星圈—人口扩展圈”的四圈结构。第三，自然、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圈层显现。在都市圈之间的比较中，地形地貌显著影响都市圈外围圈层的人口集聚，人口卫星圈的第二产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对人口核心圈的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核心圈层人口密度对“L形”曲线有阶段性影响。

  2024年06期 v.39;No.196 166-182+234-2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9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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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技术标准竞争：政策逻辑、现实约束及趋势展望

  黄宁;章添香;

  当前国际技术标准成为国际科技竞争的重要领域，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或更新标准化战略。由于自身位势和目标的不同，中美欧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竞争的政策逻辑存在明显差异。而各国政策意图的实现，受到国际技术标准形成规律的约束，包括国际标准的公共品属性、企业主导的标准制定机制、国内标准化的制度惯性以及国家间的产业内分工关系等。在主观意图与客观规律的两相作用下，国际技术标准竞争呈现出三大趋势：国内层面公私合作不断强化；国际层面标准联盟成为战略工具；全球层面技术标准体系可能产生分化。在当前“逆全球化”及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环境下，中国应制定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竞争的正确策略。

  2024年06期 v.39;No.196 183-196+2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6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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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治文化”传统与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

  赵秀玲;

  中国有悠久的“心治文化”传统，主要体现在心安得治、得民心得天下、以心化育、天通地久等，并以其传承性、发展性、超越性、实践性、智慧性为特长。近现代以来，中国“心治文化”强化了“心力”作用，为“知行合一”赋能、不忘初心、确立“民心”本位、讲求“同心同德”,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和现实相结合，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在“心治文化”上有所探索创新，这包括：治理主体的“心治”、治理内容的“文化聚心”、治理方式的“心通”等。为解决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应重塑新时代“心治文化”,以助推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这就需要辩证理解“天心”与“人心”,再造“知行合一”的新时代“心学”,全力强化“文化聚心”的特殊功能与地位，规范和确立“德心为上”的基层治理新范式。

  2024年06期 v.39;No.196 197-210+2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4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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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与考辨

• 《古书通例》与《孙子兵法》的文本释读

  黄朴民;

  对《孙子兵法》文本进行正确的释读与理解，是我们在今天学习和研究这部中国古代第一兵学经典的逻辑起点和认知基础。在这方面，前辈学者有关先秦两汉著作体例问题的考察分析及其相关结论，对我们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一书篇幅并不大，但是在文献学研究领域实具有别开生面、引领风骚的崇高地位，全书提玄钩要，发隐甄微，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足以解疑释惑，惠泽后学，可谓金针度人，功莫大焉!本文尝试遵循《古书通例》一书中所归纳和揭示的古代典籍成书、编纂、流传、演变之通例，从考察相关典型的文字个案入手，对《孙子兵法》文本中所涉及的增益、衍生、附加、异同、流变、错简、组合、类别、序次等问题，予以具体的梳理和分析，追溯其缘由，揭示其概要，辨析其得失，总结其规律，以期为正确阅读《孙子兵法》的文本，进而深化《孙子兵法》与中国兵学文化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2024年06期 v.39;No.196 211-219+2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7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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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籍初分：荀勗《中经新簿》丙部分类再讨论

  马楠;

  荀勗《中经新簿》将史籍分为史记、故事、杂事三部分。史记包括纪传体、编年体史书及其史源起居注，也包括与上述广义“正史”概念对应的“杂史”和性质上非正统政权的史记“霸史”。故事包括职官、仪注、刑法，而《皇览》也被视作故事，其目录附于故事之末。杂事对应后代杂传、地理、谱系与簿录，杂传与纪传体史书列传部分密切相关，杂传与地理、杂传与谱系、谱系与簿录，存在交错关系。史记、故事、杂事三类以正史修纂为中心，将本纪、志书、列传以至载记各个层次的相关书籍、相关资料纳入“丙部”,以区别于六经、诸子、诗赋，看似粗疏简略，其实严整细密，代表了西晋时期对史书的基本认识。后世史部十余个二级目录，依然可以还原到这三部分。

  2024年06期 v.39;No.196 220-229+2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4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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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总目录

  <正>~~

  2024年06期 v.39;No.196 237-2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6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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