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 春节研究——新年节日群的内在结构与演变

  刘晓峰;

  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这一视角看，古代中国的很多节日都不是孤立的节日，而是一个个“节日群”。将以春节为中心的诸多节日作为一个节日群，结合实证史学和结构分析两种方法进行综合分析，会看到这个于中国古代最大的节日群，与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具有同构性，是融象数于一体的节日复合体。在新年节日群的形成过程中，首先存在一个从南北朝至唐朝的旧模式。这一模式与月相变化相关，以“七”为核心结构要素，存在着初一至初七的“神圣的七天”。另一个是我们今天仍旧在使用的新模式。这一模式与星辰循环相关，以兼容“七”“五”为结构特征，并存在着初一至初五的“神圣的五天”。比较新旧两种模式，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春节的新模式，实际上是新年节日群历史上不断被精简的结果。精简后的新年节日群节期更集中，内容更凝练，其主体部分内含着年的循环、月的循环、日辰(星辰)循环这三条线索。这三条线索经纬交错，共同组合形成我们今天新年的核心节俗。

  2024年02期 v.39;No.192 1-18+23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0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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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山令”——袍哥起源的传说、神话和历史

  王笛;

  所谓“令”,就是“令集”,是袍哥在各种仪式场合中所诵读的诗句。《开山令》讲述了他们自己认为的“历史”,“我们”从哪里来的故事，以及他们的理念和信仰。现在已经无法确认他们所讲述的所谓的历史，有多少真实的，多少是传说。但是可以根据袍哥的各种文献，梳理各种袍哥起源的说法，考察袍哥怎样认识他们自己的过去，怎样讲述他们组织的来源，怎样把这种来源变成为他们自我形象塑造和身份认同的资源。通过制造神话来建构历史有着非常实用的功效。对组织来说，需要建立认同；对成员来说，需要精神激励，至于那些故事的历史真实，几乎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故事，一种叙事方法，一种精神寄托。这些皆可以用于与国家权力进行对抗，以及在暴力的斗争中能够团结一致。袍哥组织建立了一整套话语体系，把自己与历史的某些传说、神话和历史联系在一起。这些创造帮助了他们的组织的发展，而且把他们凝聚起来，与国家权力进行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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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失败原因再反思

  崔志海;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道“分水岭”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它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除了武器的相对落后之外，其实有着一些更为深层的原因，诸如君主专制制度下民众普遍缺乏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官民矛盾尖锐、存在大量“汉奸”现象；清军的腐败、缺乏战斗力，互不配合，以及清朝统治者思想观念的落后，不谙世界大势和国情、国力，和、战失据，等等。这些都是比武器落后更重要的原因，思想家魏源等人对此就做过一些深刻反思。清朝的战败，昭示中国需要一场全面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思想观念的大变革，方能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在时过180多年之后，仍然值得后人深刻记取!

  2024年02期 v.39;No.192 40-48+2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9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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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在村：晚清浙东堰类水利户的登记与水权的基层运作

  李义琼;何亲青;

  晚清水利户是指登记在同治鱼鳞册上的用来给水利设施纳税的户头。清代水利户可能在康熙至咸丰间已出现，但以水利设施本身作为征税客体的水利户，出现于同治金华地区的鱼鳞册上。晚清水利户多以祖宗、祠堂等来命名，有堰长户、堰子户、水利组织户等的区分，说明该户具有公共性、组织性。晚清水利户登记在册的主要原因，是官府急需恢复太平天国战后社会经济秩序，确定地方水权。其登记原则包括坚持顺庄法，重视宗族作用和税粮归户。这些原则保障了水利户在户内有户、不同户头在不同庄纳税的复杂情况下，在乡村社会切实运作。水利户在乡村社会的具体运作还体现在水权分配上，包括：水权先分配到宗族，再分配至族内；堰水使用顺序和时间呈现出高度组织性；堰水水期和堰福具有可交易性。这说明水利共同体的“地水夫钱”模式在晚清金华地区不仅存在，而且还得到强化。

  2024年02期 v.39;No.192 49-67+2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8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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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研究

• 半月形文化带：理解中国民族及历史脉络的一把钥匙——童恩正“半月形文化带”的学术意义与价值

  石硕;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是童恩正依据考古材料，提出的一条从中国东北到西南的地理文化带。长期以来，对半月形文化带的意义与价值，学界虽有所涉及，但总体上缺乏将其置于中国历史及民族活动框架中，系统考察其与历史上民族活动的内在关联性。事实上，半月形文化带不但被历史时期民族活动所充分印证，且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起了关键性连接作用。半月形文化带不仅为我们认识中国文明起源开辟了新视野，同时北方游牧民族在该地带上的承袭性和文化融合以及所呈现的对农耕区域的包裹性，均构成了中国历史的重要特点。半月形文化带有助于我们摆脱把长城作为农、牧线性分割的认知和多从单一民族视角认识北方民族与华夏农耕民族关系的窠臼，更多看到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交融连接及文化整体性，从而为我们深入认识理解历史上游牧民族同农耕民族之间的互动整合以及中华民族历史脉络提供了一个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思路。半月形文化带蕴含着中国历史、考古、民族、地理、语言、生态和人类学的丰富内涵，堪称理解中国民族和历史脉络的一把钥匙。

  2024年02期 v.39;No.192 68-82+234-2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0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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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现象的自我实现预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自觉——以顾颉刚的民族思想为中心

  奂平清;

  自我实现预言广泛存在于个体和社会领域，在族群和民族现象中的影响尤其突出，这就要求民族研究要有高度的反思性和理论自觉意识。以顾颉刚为例，他对个体、社会、历史层面的自我实现预言有深刻的认识，对民族现象中自我实现预言机制，尤其是对中国大一统和华夷一体的传统文化精神在中华民族形成中作用的认识也经历了逐步深入的过程，这种认识促使他放弃“古史辨”的民族话语、方法和立场，自觉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时中国民族国家的现实政治相结合，并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自觉，仍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典范。

  2024年02期 v.39;No.192 83-91+2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9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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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 “共伯和”还是“共和”——关于周厉王被逐后贵族“共和”难以为继的讨论

  李山;张月;

  出土文献“清华简”《系年》和《竹书纪年》都提到“共伯和干王位”,这与传世文献如《史记》中的“共和”存在差异。关于贵族参与驱逐周厉王的可能性，传世文献如《国语》《左传》《逸周书》的记载影绰，而出土文献及出土文物则表述明确。虽然记载不同，但两者都表明贵族和国人合力驱逐了周厉王，共同佐证了驱逐事件的真实性。基于西周宗法制，“国人”关系到王朝政权基础，且与高级贵族关系紧密。正是西周封建制和宗法制的自身逻辑引发了贵族与国人驱逐周厉王的事件。而在此后，西周贵族势力转向内部的利益争夺，王朝畿内贵族与外诸侯也都会因王位空缺而产生矛盾，“共和”难以为继，“共伯和立”成为政治平衡的权宜之计。然而，受社会环境和文化意识难以协调以及私欲纷争的主导，共伯和很快“归宗”,王权恢复，贵族的联合执政彻底宣告失败。

  2024年02期 v.39;No.192 92-102+2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3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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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初诗歌中的“元朝情结”——兼论明代文学的分期

  邱江宁;

  出于政权合法性的述求，明初统治者高调倡导“元正统论”,明初文人诗歌中的“元朝情结”与统治者的“元正统论”有密切关联，而明初各族属群体对“元朝情结”的表达，情形各异，特征复杂：明初上层精英对元朝的眷慕和上层贵族对元朝的猎奇情绪；元遗民群体对元朝的哀悼与伤怀情绪，这其中色目、蒙古族群及汉族文人各因明初的统治政策而表现出不同情形的感怀情绪；而明代普通士人的“元朝情结”甚至在明代中叶还隐隐若现。迟迟不能退去的“元朝情结”致使明代文学的真正更张迟至明嘉靖时期。一定程度而言，明初上层统治者及上层精英的“元朝情结”对明代文学的分期有着较为内在的深远影响。

  2024年02期 v.39;No.192 103-115+2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6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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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中期诗人遗民意识的文化呈现——以杭郡小山堂赵氏家族为中心

  王小恒;

  明清之际遗民群体及其活动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具有政治认同、品操坚守、文化赓续等多方面的认识价值。时至清代康、雍、乾时期，清朝统治已达百年之久，政治趋于稳定，明代遗民已凋零殆尽。基于文化固有的韧性，到了清代中期，因为种种原因，遗民意识并未彻底消弭，在诸多领域尤其是在某些诗人群体中，依然或隐或现地产生影响。杭郡小山堂赵氏家族是清中期浙派诗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家族文化传统的熏染，在其人格取向、藏书渊源以及三十六鸥亭集咏活动等诸多方面，渗透着深沉的遗民意识和情怀，适可成为这一时期诗人遗民意识绝好的佐证。

  2024年02期 v.39;No.192 116-128+236-23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8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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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同文：乾隆朝新译满汉合璧《五经》的学术史意义

  吴洋;

  乾隆朝新译满汉合璧《五经》所依据的汉文底本大致以宋代学者经注本为主，力求简明扼要。这与乾隆御纂汉文《五经》在其先祖以“宋学”为主的基础上转而回归“汉学”的取径颇异其趣，显示出乾隆针对满汉两个群体不同的学术导向。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种不同导向实际上都统一于乾隆的所谓“同文之治”。其“同文”的内核在于用儒家义理统一思想，而翻译则成为乾隆解经的一种手段，通过用满语翻译汉语和用今语疏解古经，乾隆达到政统、道统、学统的合一。其所强调的“同文”,主张回归儒家经典、发掘经文义理，这无疑是继宋代以后再一次经学回归本体的学术建构，也促进了乾嘉考据学风的兴起。

  2024年02期 v.39;No.192 129-135+23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7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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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 魏晋佛学三大流派之判教

  邓晓芒;

  在魏晋时玄佛合流的大潮中所形成的三大佛学派别“本无宗”、“心无宗”和“即色宗”,由开始的借老庄和玄学来“格义”到逐渐摆脱玄学影响而更多地吸收印度佛学因素，接力棒式地走过了一个“由玄入佛”的过程。其中，支遁的“即色宗”作为最后一站，容纳了道安“本无宗”的观点，但去掉了从老庄接过来的“生”之比喻，将“无”理解为“空”;继而又把“心无宗”(连同它的各支脉)也当作自身的一个环节，但并不把“幻化”、“梦觉”和“缘会”等等看作仅仅是消极的东西，而是看作进入“本无”境界的必要的环节。这就完成了对所有六家七宗的综合和总结，在这一逻辑进程中，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和作用，最终则是建立起了一个层次丰富、解释合理、内容全面的大乘空宗学说。但其中仍然不够通透之处在于，在对“色”的理解上仍然是外在地为它找根据，而没有从自否定的眼光把它自身理解为“不自色”的根据，受到僧肇的批评。

  2024年02期 v.39;No.192 136-144+237-2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2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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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禅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吗?

  顾明栋;

  禅是佛教的一个宗派，这是学界的一个共识，但也有挑战这一共识的异见，认为中国禅不是印度哲学和大乘佛教在中国的旁支别派，而是中国思想和宗教的嫡系正宗。重新审视国内外关于禅的性质和状况的主要观点，并对禅宗的起源、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制度实践、终极目标及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印度禅和佛教的关系等核心问题进行比较和论证，旨在从概念性视角找出中国禅与大乘佛教和印度瑜伽的哲学思想及修行实践的相异之处，从而对中国禅是否为佛教的一个宗派作出实事求是的回答。通过对禅宗作为一个思想和宗教流派的基本内涵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禅是本土思想依托外来佛教而产生的全新宗教与思想，在根本上不是源自佛教和印度瑜伽的中国流派。

  2024年02期 v.39;No.192 145-154+2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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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哲学的情感主体理论——以李泽厚、蒙培元为中心

  郭萍;

  以蒙培元、李泽厚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学者认为，道德理性主体不仅存在压制情感的现实弊病，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缺乏实质内容的抽象概念，因而存在着脱离现实世界的本体论缺陷。为此，他们提出了各自的情感主体理论予以矫正。其中，李泽厚提出的“情本体”立足“历史人类学本体论”,确立了情理调配的经验性心理情感的本体地位；蒙培元构建的“情感儒学”以弘扬儒家道德价值的实存意义为目的，确立了寓理于情的先验性真情实感的本体地位。然而，这两个思想进路不同的情感主体理论仍然是一种主体哲学的论说，因此，无法有效摆脱主体哲学的普遍困限。尽管如此，蒙培元、李泽厚的情感主体理论蕴含的生存论意味也预示着新的理论可能，这正在成为当前中国哲学主体观念重建的一个方向。

  2024年02期 v.39;No.192 155-167+2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2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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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研究

• 文化生态的概念及其运用

  高丙中;

  文化生态是一个由人类学家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概念，通过在小规模的原始人群中的经验检验后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大规模而复杂的现代社会。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文化生态成为中文学术中比较活跃的多学科概念之一，在运用上给人很强的混乱之感。我们在此尝试理出两种主要的运用方式：一是文化生态学的运用，通过在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中寻找文化现象的生态原因来解释文化的发生及其变迁；一是社会科学多学科的运用，通过把文化的内部和外部的全部关系视为一种系统性的生态来整体呈现文化对象。前者采用生态的本来义，生态是指自然生态；后者采用生态的比拟义，生态是指自然、社会和文化之间有机联系的整体。文化生态概念的广泛运用可以被理解为以更强的物质性、在地性、实践性保持着文化概念在当代社会的活力。

  2024年02期 v.39;No.192 168-174+238-2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0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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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业余学习：全球南方的发展传播学及其替代性范式

  陈昶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业余学习活动是贯穿中国现代革命历程的大众化传播实践，然而在中国传播学界，对此仍未有足够深入的讨论和分析。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在20世纪70年代针对中国农村医疗以及社会发展的调查报告揭示出，知识生产的全球流动方向并非只有“西学东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层群众实践曾经是西方发展传播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群众路线为原则的、形式灵活多样的业余学习可被看作是“参与式传播”范式的大众化传播实践。通过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大规模群众性业余学习实践，中国基层社会不仅扩大了识字范围，而且调整了劳动与机器的关系、重新塑造了劳动分工体系，从而使广大基层群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获得赋权，进而推动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此意义上，业余学习的实践构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众化发展传播的社会性“基础设施”。

  2024年02期 v.39;No.192 175-184+2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2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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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与评价

• 论社科期刊繁荣发展的十大对策

  付海晏;袁艺嘉;

  在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工作形势任务和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下，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更加重要、任务也更加繁重。人文社科期刊作为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传播学术成果与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与责任。面对新形势与新要求，社科期刊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情况。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可从出版能力、融合发展、人才队伍、传播渠道、学术环境等五个方面调整期刊发展策略，通过聚焦实际，服务大局；调整定位，特色办刊；创新思路，学科融合；数字出版，聚合发展；编研结合，以编为主；学术引路，扶持优青；渠道扩展，扩大传播；规范审稿，公平发表；健全评价，健康引导；学术共建，优势互补等十大举措，助推学术繁荣发展，期刊高质量发展，打造具有强大学术引领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期刊。

  2024年02期 v.39;No.192 185-200+2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9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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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_货币史研究

• 费雪货币论述与清代北京虚数钱计物价

  邵义;

  清代北京流通的钱币主要有制钱、当十钱和当十铜元。这三种不同钱币流通的时间分别为1644年—1856年、1853年—1907年、1901年—1935年。如何将历史文献中的钱计物价折合成当时流通钱币的文数并非易事，其原因是清代北京的钱计物价有虚实之分。北京的虚数物价具有以下的特征：第一，当制钱流通时，1文制钱作虚数2文，虚数1吊钱等于500文制钱；第二，咸丰七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枚当十钱作虚数20文，虚数1吊钱等于50枚当十钱；第三，光绪三十一年后，1枚当十铜元文作虚数100文，虚数1吊钱折合10枚当十铜元；第四，文献中虚数与实数的出现毫无规律可言。与以往的研究不同，运用费雪的货币论述可证明清代北京物价虚数的产生与演变，很可能是朝廷决策的经济后果。

  2024年02期 v.39;No.192 201-217+24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6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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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归化城谱拨制度研究

  张国坤;

  谱拨制度是清代中后叶归化城地区自发形成的货币与信用制度，为大额贸易提供记账标准和交易媒介，由谱银与拨兑钱构成，通过定期结算、兑现维持信用制度，也是支撑旅蒙商去蒙地、新疆等处贸易的重要金融制度。作为谱拨制度的核心运行组织，宝丰社通过操持、更改掉头价格(类似利率)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该组织将谱拨制度的特点与汇兑相结合，实现异地放款、结算，并对大宗商号、个人提供借款业务，有责任核对商号款项、催还账款，保证贸易稳定。这些功能使得宝丰社初步具有了地区早期中央银行的某些特征。谱拨制度是近代中国内陆地区极具特色的信用货币制度，其运行方式呈现出近代中国民间货币金融运行的基本要素与自我特色。

  2024年02期 v.39;No.192 218-232+24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4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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