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冉;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在政党与国家政治生活内部,建设好党的意识形态;二是在社会的公共生活内部,建设与党的性质宗旨高度吻合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主流"的语义场是社会,而不是政党与国家。只有在社会意识形态的谱系中,才存在着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关系,主流与非主流的序列格局就是在这种竞争中确立起来的。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困境,不仅有意识形态自身的主观方面的原因,更有时代环境这个客观方面的原因。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判定标准是政治性标准与社会性标准的统一,当前建设主流意识形态的着力点是尽量达到社会性标准的问题。
2014年05期 v.29;No.135 84-89+17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29K] [下载次数:334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12 ] |[阅读次数:0 ] - 游兆和;
流行观点认为"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根本对立,但人们从未探讨这一对立的深层认识论意义。实际上,这一对立不过是人类认识两种理路的区别,即哲学与科学两种研究路径的分化。"辩证法"具有逻辑思维的内在本质,这种本质并不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而改变,因而把"辩证法"区分为"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并不具有本质意义。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也是把哲学辩证法应用于科学研究,但这种应用也不改变辩证法的本质。"辩证法"的本质在于"反思"而不在于"反映",辩证法本身即具有"颠倒"性质,由此才为科学发展提供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前提。
2014年05期 v.29;No.135 90-95+17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80K] [下载次数:228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0 ] |[阅读次数:0 ]
- 邢向东;
改革开放以来,西北方言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地点方言调查研究有不少重要的著作问世,挖掘出许多语言事实,并在理论上做了较深入的探求,形成了良好的学风。该项研究的不足是在区域、时间、选点、内容上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目前有两方面的因素对西北方言的重点调查研究提出了新的迫切的要求:一是该地区语言资源的重要价值本身,如复杂多样的语言演变现象,多种形态的语言接触,调类的高度简化与调位中和,回民汉语与汉民汉语的异同;二是语言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如西北官话史的建构,西北高校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民族团结和文化建设等。西北方言重点调查研究的目标是为汉语语言学理论建设服务,因此在实施中应当选择若干重要方言点,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并建设方言语料库。
2014年05期 v.29;No.135 122-134+17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96K] [下载次数:179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8 ] |[阅读次数:0 ] - 刘颖;肖天久;
选取金庸、古龙各自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从计量风格学的角度,采用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二者风格上的异同。金庸小说平均段落长度大于古龙小说,而词长变化程度低于古龙小说;金庸小说有关家国责任的词、顿号、逗号、问号、动词、数词、方位词和介词的使用频率上要高于古龙小说,而有关个体感受的词、问号、冒号、引号、数词、助词、副词和连词的使用频率上较古龙要低;二者在所选取的49个虚词和高频词的使用上也存在很大的不同。金庸小说的可读性较古龙小说要弱;古龙小说用词更富变化;金庸更关注江湖人的家国责任,古龙更倾向于描写江湖人的个体感受;金庸善于描述武打场景,对场景的描写更为细致,而古龙更善于渲染氛围,较多使用对话来描述事情和刻画人物形象。
2014年05期 v.29;No.135 135-147+17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91K] [下载次数:403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75 ] |[阅读次数:0 ] - 崔刚;王海燕;
神经语言学研究大脑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前沿交叉学科,目前该学科面临着研究问题复杂、语言学与神经科学的兼容性以及关于大脑功能基本观点的争论等三大问题。动态系统理论为解决神经语言学研究的复杂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它可以使研究者从整体上、全面地考察不同要素之间的内在的互动关系。最简方案理论的应用则有助于解决语言学与神经科学的兼容性问题,因为该理论提供了直接的、可以采用神经语言学研究方法进行验证的动态模型。而面对大脑功能反射说与内在说的争论,神经语言学研究应充分考虑大脑功能内在说的指导意义,从而确保神经语言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2014年05期 v.29;No.135 148-155+17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95K] [下载次数:157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0 ]
- 战洋;
团结是政治人类学意义上的普遍性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慈善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团结机制。它以共同体内部的不平等为前提,从而创造精英与大众、强势与弱势、主流与边缘发生实质性联系的机会,在差异中建立普遍性的情感关联。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慈善机构替代原有的以工会为基础的团结机制创造了条件。具体到中国语境,单位制度的解体、贫富差距增大、制度性个人主义的兴起,都为慈善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西方以社群主义主导的慈善不同,中国国家主导的慈善动员依靠爱心话语,即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普遍性。近来慈善领域的"信任危机",也可以被理解为"团结危机",其根源是新自由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与民族、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双重断裂"。要克服慈善的困境,关键在于建立超越新自由主义治理逻辑的主体性、团结策略和普遍性话语。
2014年05期 v.29;No.135 156-164+17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73K] [下载次数:57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1 ] |[阅读次数:0 ] - 赵小平;卢玮静;
根据参与深度,公益参与可以分为浅度参与、中度参与和深度参与,不同的参与深度激励并塑造公共精神的不同价值元素。在此过程中,结构性激励、组织激励和反身性激励是人们在公益参与中激发并塑造公共精神的内在机制。在公益参与中,浅度参与阶段,结构性激励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中度参与和深度参与阶段,公益参与和公共精神的塑造是三种激励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通过公益参与塑造人们公共精神的过程中,结构性激励、组织激励和反身性激励这三种激励机制既可以单独发挥激励作用,也可以组合在一起发挥混合激励的作用。
2014年05期 v.29;No.135 165-176+17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12K] [下载次数:198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9 ] |[阅读次数:0 ] 下载本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