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研究

• 现代国家的双重身份与未来可能的世界体系的建构原则——一个纯理论的分析与猜想

  黄裕生;

  民族国家(nation-state)自从其诞生起就面临自身主权的合法性问题。一个民族实体无论其民族性还是其拥有的实力都无法为其成为一个主权实体提供正当性的理由。因此，如果国家只有民族这一身份而保持为单纯的民族国家，那么这样的国家就只是一个现实的国家，而不是具有内在正当性的现代国家。由这样的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则必是一个充满冲突与不确性而不值得期待的世界体系。民族国家要走出合法性危机必须接受新国家观的洗礼与人民的授权委托，而这个过程既是民族国家人民化的过程，也是民族国家获得人民国家(people's state)身份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具有双重身份——民族身份与人民身份。人民化过程不仅改变了国家的实质，也必深刻改变国际关系体系。就值得期待的未来世界体系而言，不应该、也不可能基于国家的民族身份，而应该、也只能够根据国家的人民性去想象和建构。基于人民国家这一身份，人类或许只能基于七大原则去建构未来可能的世界体系。

  2023年01期 v.38;No.185 1-18+2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6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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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明冲突论”走向“文化冲和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于小植;

  囿于“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未能提出解决文明冲突、实现文明对话、构建全球秩序的理论与方法；以中国传统智慧为资源构建出的“文化冲和说”可与“文明冲突论”展开积极的理论对话，为应对当前人类文明、文化发展乃至全球治理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提供重要的理念。“文化冲和说”认为，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交冲”“激荡”,即动态的分化、演替、会合、互生的律动，会产生“激荡中的平衡力和创造力”,不同文化、文明通过相互接触、渗透、兼容、均衡，能够在“多元互济”“一多不分”中最终和合而成崭新的文化形态而彼此升华。“文化冲和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全球文化、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并在“和”之以“法”、以“仁”、以“礼”、以“义”等具体的文化交往实践过程中，使不同的文化、文明在激荡碰撞中互鉴、交融、共享，最终铸造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

  2023年01期 v.38;No.185 19-29+2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9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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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 论汉至晋初文章的简牍体制

  李德辉;

  汉至晋初文章，均以简牍为载体，受简牍形制的限制，有着与纸书不同的格局规格、体裁样式、篇章结构，前人谓之简牍体制。这是一种基于简牍使用而形成的文章规制，特点是倾向于将多种实用文体写成短文，书于薄小的牍札，以便携带和阅读，一般仅长数十字或百余字，文字简约，意义丰富。体裁有诏令、论议、书信、颂赞、箴铭、诔文、檄文、连珠、短赋等十多种，写作要求不高，易于掌握，因而受到文士青睐，得到较快发展，造成短章盛行、长篇寂寞的文章格局，文士普遍长于短章，拙于长篇。这种文章体制和写作特长的形成，与简牍的书字容量书写分工有很大的关系。东晋南朝随着纸书的普及，书籍都制成卷轴，连续书写，作文不再受简牍限制，文士都将注意力倾注到布局谋篇和语言艺术上，但形成于前代的简约文风已经凝定下来，并对后人写作形成一种规范和制约。而承袭自前代的汉魏晋初之文的简牍体制，仍然依稀可辨。汉晋文章简牍体制的形成，表明了早期文体的生成机制与文献载体及文风变化的关系，值得深究。

  2023年01期 v.38;No.185 30-41+2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9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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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中的论说矛盾——王夫之诗歌批评学理疏失探析

  徐楠;

  王夫之诗歌批评中，存在面貌各异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也因之形成三种论说矛盾：重道轻艺、反对定法，但难以合理解释普遍具有法之要素的诗歌文本；维护典范风格批评标准，但因此无法合理分疏真与伪、因袭与创造之别，亦消解涉及情真、创作个性诸说的理论意义；以文本外标准介入诗歌文本艺术价值评判，令评判标准产生混乱。它们典型地呈现出王夫之诗歌批评的学理疏失。文学批评应尽可能自觉地坚持带有范导性品格的多元主义原则，反省本质主义思维模式的限度，在自觉的对话、省思中最大程度地自我解蔽。当下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则应一方面尽可能充分地理解、尊重研究对象，一方面对其做出深入的批判性考察；既立足于对文献实存特征的尊重，又对研究者自身“前理解”之限度保持警觉。

  2023年01期 v.38;No.185 42-53+2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9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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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自珍、魏源并称及其文学史意义

  马昕;

  龚自珍与魏源，曾携手为中国近代的文学界与思想界开拓局面。早在道光朝初期，就已出现将二人并称的迹象，分别由李兆洛和刘逢禄提出。在这背后，是龚、魏二人与阳湖文派、常州学派之间的密切关联，具体表现在人际交往和学术品格上。基于魏源在道光朝后期与咸丰年间的一系列学术创获，在同治之后，龚、魏并称开始由以才名并举转向以才、学对举，龚自珍的才名得到进一步提升，魏源则转而凸显其学者身份。这淡化了魏源作为近代文学开创者的形象，还造成了龚自珍文学经典化进程中的“诗进文退”现象。与历史上众多文人并称现象相比，龚、魏并称自有其独特之处，在此背后，还蕴含着近代文学的某种时代隐喻。

  2023年01期 v.38;No.185 54-68+2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3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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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 周礼源自周初政治实践说

  桓占伟;

  周礼作为西周制度化的理论成果，应与周初统治者化解现实危机，解决社会矛盾，建构宗教政治认同的执政实践有关。西周立国之初，由于武王杀伐过度，引发了殷遗民的对立与反叛，酿成了内外交困的“大艰”政治危机，使“作新民”成为周初最大的政治。周公营洛邑以移顽民、迁九鼎以祀上帝、称殷礼以升文王，成功建构了殷遗民对周王朝的宗教政治认同，周礼的宗教基础、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也在这个进程中得以形成。周礼虽然也因循了不少殷礼的礼仪形式和准则规则，但本质而言，周初政治实践才是周礼的真正来源。

  2023年01期 v.38;No.185 69-83+2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3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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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票可证”:一条鞭法与明代后期徽州地权诉讼证据体系的演变

  潘芸淇;赵思渊;

  明朝万历九年，张居正推行土地清丈。在施行土地清丈的同时，徽州府各县亦在万历年间推行“一条鞭法”。当年十月，歙县二十六都一图县民项群越诉至徽州府，控告休宁县县民孙濠将项家位于休邑黄石坑上的祖坟推毁并据为己有。诉讼过程中，双方先后运用黄册、鱼鳞图册、易知由单、钱粮票、佥业票等主张地权，徽州府最终将坟地判归原告项群。随着一条鞭法推行而新兴的赋役文书易知由单、钱粮票在诉讼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案件显示，明清之际赋役制度的调整，亦会引发产权诉讼证据制度的变动。

  2023年01期 v.38;No.185 84-99+2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2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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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低龄化是国家学术依附性之表现——近代中国“少壮派教授”现象发覆

  刘超;

  “少壮派教授”大量存在是近代中国独有的现象。学界对此素少研究，极个别相关研究也认知不足，几乎清一色地赞其为人才队伍“年轻化”的积极成果。实则不然。从清末开始，新式高校勃兴，高端新式学人供不应求，教授缺额严重依赖于留学归国人员，使后者在缺乏必要考核的情况下迅速跻身教授，许多本土学者却备受压迫。这无疑使中国的教师评聘被外国学位所绑架。它不仅造成教授队伍良莠不齐，也严重扭曲了学术制度，恶化了学术生态和社会风气，从深层次上威胁着中国的学术自主和教育独立。这是当时基础薄弱、人才匮乏条件下不得已的无奈之举。有关部门、学术共同体及有识有力之士为此进行了艰苦努力。从1927年开始，在严格主义的导向下，师资评聘渐趋合理。及至1930年代后期，这一努力取得实质性成效，师资质量和学术水准大幅提升。但因时代所限，国家学术独立的梦想终归落空。

  2023年01期 v.38;No.185 100-119+2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1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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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_纪念梁启超诞辰一百五十周年

• “中国的文艺复兴”与《清代学术概论》

  王东杰;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文艺复兴概念的使用，与他1919年的欧洲之行有关。必须把此书与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和他本人的《欧游心影录》对读，才能对其中的某些论述获得更深入的见解。胡适对梁启超将清代学术比作文艺复兴表示不满，认为只有正在进行中的“新思潮”才称得上这个名号，不过胡、梁双方的主张后来也都有向对方靠近的趋势，表明他们对“文艺复兴”的认知主要还是在象征层面展开。文艺复兴的概念不仅塑造了梁启超对清学的认知，也参与了他对当代文化运动的构想。在他的方案中，后者既是对清学精神的承继，也是对其不足的弥补和超越，从而被赋予了一种“后文艺复兴”的意义。

  2023年01期 v.38;No.185 120-138+2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3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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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坏、革命与立宪——再论梁启超的革命思想(1898—1903)

  贾小叶;

  一般认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思想趋于激烈，甚至一度热衷于鼓吹破坏与革命。但他笔下的革命与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中，无论破坏还是革命，都只是其实现立宪政治的手段。流亡日本之初，他明确反对革命，主张寻求列强支持，走“尊王复辟”之路；而后，随着对国民重要性的发现，梁启超毅然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救亡之路，卢梭的“民约论”遂成为其进行思想“革命”的武器，这与革命派呼吁的暴力革命截然不同；庚子事变后，梁启超已清楚看到清廷不可能洞察大势、让权于民，故而疾呼武力破坏与革命。但他呼吁破坏、革命，意在制造革命舆论，以此倒逼清政府立宪，正所谓以“革命”促“立宪”;游美归来，梁启超弃言革命、告别共和，首要原因正是觉察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已背离了其以“革命”促“立宪”的初衷。而贯穿梁启超畏惧——疾呼——弃言革命过程的思想主线，正是他对立宪政治的不变追求。

  2023年01期 v.38;No.185 139-156+221-2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1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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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流亡生涯看梁启超团结引领华侨在晚清变局中的作为

  李夕菲;吴捷;

  革命派领袖孙中山说“华侨为革命之母”,言华侨对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之贡献。梁启超作为维新派领袖，以及康有为弟子，在联合教育华侨、成立跨国保皇组织、策应国内革命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其流亡海外14年间，抱持精卫填海之精神，除以日本为根据地办刊办学办书局，教育新民、为国家培养人才外，还远赴檀香山和澳洲、美洲宣传维新思想，开拓保皇事业，为国内勤王起义募集捐款，跟当地华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些也为他回国后策划护国运动并以华侨之力维护辛亥革命果实打下了基础。依托相关文献，回瞻考述梁氏海外流亡经历，试图重新认识其在团结引领华侨在晚清大变局中的作为。

  2023年01期 v.38;No.185 157-164+2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3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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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 儒法分野：孔子的管仲批判

  黄玉顺;

  孔子称管仲“如其仁”,按孟子、荀子与朱熹的解释，并非真“仁”,而属“以力假仁者霸”。这是符合孔子原意的理解。所以，孔子才批评管仲“不知礼”。孔子对管仲的批评集中于“仁”(博爱)与“礼”(制度)的关系：“克己复礼为仁”意味着“礼”是“仁”的必要条件；“人而不仁如礼何”意味着“仁”也是“礼”的必要条件。因此，从管仲“不知礼”必然推论出管仲“不知仁”;反之亦然，从管仲“如其仁”(即非真仁)必然推论出管仲“不知礼”。孔子并不是说管仲不进行制度建设，而是说他不懂得制度伦理学的原理，因而其所建构的并非孔子所主张的儒家“周制”的制度，而是法家“秦制”的制度。儒法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这样勾勒：孔孟时代的儒法对立；帝制时代的儒法合流；未来可欲的儒法再度分途。

  2023年01期 v.38;No.185 165-173+222-2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8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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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其性命之情——《庄子》思想的核心追求与整体把握

  祁志祥;

  庄子在总结、甄别春秋战国“百家之学”的基础上，继承老子学说，批判孔子及墨家学说，以“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不失其性命之情”为核心和标志，对“道德”和“善”作出了独特的解释与界定。以此为“内圣之道”,庄子提出了卫生全德、养形养神的修养要求和“真人”“圣人”的人格理想；以此为“外王之道”,他提出了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基本原则和“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在方法论上，他从“自适其适”出发，主张亦此亦彼，无可不可，齐一是非，不主故常。在承认是非相对性的基础上，肯定、强调无为适性是天下最大的道德善，庄子学说是百家之学中最完美的学说。

  2023年01期 v.38;No.185 174-188+2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4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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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象“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意象与意义

  王晓毅;

  运用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方法，将郭象“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文字还原成图象后，可见其本意为：每个个体依据自己的本性运动变化，叫作“独化”;无数个体运动轨迹交织形成的关系网络，构成了无限复杂、时刻变动的现象世界。如果探究其变化的终极动因，无论从外部还是从内部展开，都将面临模糊不清的景象，叫作“玄冥”或“玄冥之境”。从本末体用角度看，万物个性的集合，可视为现象世界的“本体”,故可将郭象玄学称之为“性本体论”。其目的是否定天命论(宇宙本原论)与君权神授，将人性的需求(自然)作为社会体制(名教)存在的基础，以此确立臣民的政治主体地位，为魏晋士族社会的“自治”理论与实践，奠定哲学基础。

  2023年01期 v.38;No.185 189-199+2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3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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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与考辨

• 功臣的生前与身后——新见《武周李君羡墓志》考证

  毛阳光;

  洛阳新出土的《武周李君羡墓志》以其家人的视角记载了这位唐初猛将的家世、仕宦以及武周时期平反安葬的情况。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可以更全面地勾画其历史形象。通过对墓志内容的分析，还能够深入透视李君羡之死的隐情。而墓志并无李君羡与武周政权关联的记载，以此可以厘清李君羡之死与武则天执政谶言之间的谜团。参照墓志以及传世文献记载的不同视角，不难发现李君羡之死本来仅仅是一个政治事件，但由于武周对唐国史的改造，导致其历史形象被重塑。这也拨开了受权力裹挟的传世文本的迷雾，给我们揭示了隐藏在特定时期历史书写背后的真相。

  2023年01期 v.38;No.185 200-209+2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75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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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一人二志”现象刍议：以王安石父王益墓志为中心

  仝相卿;

  王安石父亲王益去世之后，王安石请好友曾巩撰写其墓志，现存曾巩文集当中；然出土王益墓志作者显示为孙侔，故王益一人拥有两方分属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不同墓志。从王安石与友人通信中发现，他对曾巩撰写的父亲墓志并不满意，认为其中存在“事有缺略”及“须至别作”的部分。经比对可知，王安石所称的“事有缺略”为墓志序文中对王益仕宦影响力的省略，而“须至别作”当为墓志铭文部分。墓主去世之后，丧家先后延请不同人撰写墓志的情况，在宋代乃至中国古代都属于罕见的现象，这也恰好提供了一个透视墓志碑铭生产过程的绝佳视角，亦即丧家对于墓志碑铭的撰写，参与热情虽各有不同，但其对文字定稿的掌控是自始至终存在的。

  2023年01期 v.38;No.185 210-217+2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2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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