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钢;
张隆溪认为,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讽寓解释”既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中国,因此可以成为跨文化理解的“概念工具”。就像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对《圣经》雅歌的解释,汉代儒者对《诗经》的评注,也属于这种“讽寓解释”。在《讽寓解释:东西方经典的阅读》一书中,他分析了儒者对《关雎》《野有死麕》《将仲子》等诗的阐释,以此证明其在东西方经典释读中的普遍存在。如儒者认为《关雎》是“美后妃之德”,就是用道德和政治的意涵取代了这首“民歌类情诗”原来的字面意义。近年来《诗经》研究者聚焦于诗歌文本(text)与历史语境(context)关系的考察,指出《关雎》的性质不是民歌,而是周王室的宫廷乐歌,曾具有房中乐的功能,诗歌文本与儒者的阐释之间并非全然断裂,而具有内在的关联。张隆溪企图用“清楚明白”的字面意义来抵抗儒者的“讽寓解释”,但《诗经》的字面并不易解,如《野有死麕》“无感我帨兮”中的“帨”,就远非张隆溪理解的普通的围裙,而负载着更为深邃的历史和文化意涵。汉儒不仅是《诗经》意义的诠释者,同时也是其字面的最终写定者,张隆溪用《毛诗》的字面来否定《毛诗》的阐释,在方法论上是值得怀疑的。从先秦《孔子诗论》开始,儒者就采用“以色喻以礼”的方式来解读《将仲子》这样的爱情诗歌,这种解读后来在比兴诗学中形成了一种“托意男女”的模式,如果将之视为“讽寓解释”必然会造成对中国诗学传统的严重歪曲和误读。我们可以在研究中借鉴采用西方的理论,但必须依据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经验加以检验,一旦回到《诗经》的历史,无论是其产生的历史,语言的历史,阐释的历史,作为一个“概念工具”的“讽寓解释”就会遭遇挫败,铩羽而归。
2023年06期 v.38;No.190 1-22+2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48K] [下载次数:65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2 ] - 马奔腾;张锦芳;
林庚先生晚年关于其新诗创作与新格律诗理论曾有过两次谈话。第一次谈话重点谈其新诗创作与新格律诗理论形成的关系。他先有新诗创作,后来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新格律诗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他反省了自己和其他人自由体新诗创作的经验与教训,反对新诗创作的全盘西化,并致力于新格律诗典型诗行的建设。他尝试过八言诗、九言诗、十言诗、十一言诗,发现了“半逗律”,认为九言新格律诗是符合时代语言特点的新诗最佳体式,平仄问题当前并不重要。第二次谈话侧重谈中国诗歌的语言特点及其九言诗理论的形成过程。林庚先生作为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对汉语的特质有深刻把握,而语言和形式又是形成新诗阵地和新诗理论的核心。他强调“半逗律”的重要性,并伴随新格律诗创作逐渐形成了“五四体”九言诗理论。林庚先生的两次谈话还披露了他和闻一多、戴望舒、陈梦家等人交往的轶事,是珍贵的文学史料。林庚的新诗创作及新格律诗理论的形成,正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功典范。
2023年06期 v.38;No.190 23-41+2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20K] [下载次数:32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3 ] - 李春雨;乔宇;
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对中国社会的现实观照,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新文学不仅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也从未停止过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对话。这种对话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新文学以“自觉”的姿态建构新传统的同时,也实现了与传统文化观念的深层互动;二是文化思辨的赓续与演进,新文学在经典建构的过程中,从根本上延续了中国文学对人性、苦难及命运的文化思考;三是文化品格的创造性发展,新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既是对传统文化品格的深化,也充分体现出立足当下的精神品格。在大力提倡文化复兴的当下,重新审视五四以来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发掘五四传统的当代价值,探讨五四精神如何走向未来,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23年06期 v.38;No.190 42-51+220-2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24K] [下载次数:69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