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祥钰;邓耿;米真;贾雯旭;李轶男;
人工智能在各领域展现出的能力,促使大学教育重新审视“能力培养”这一育人目标的定位、价值与做法。其中,人工智能在语言生成方面的突破,将写作教育推向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的前沿。清华大学“写作与沟通”课的探索发现:第一,人工智能时代,大学“思维能力培养”的育人目标没有改变,而且愈发重要。以写作教育为例,其教学成果应重点呈现为学生的变化而非仅仅是文章的变化。第二,人工智能的“能力”与人的能力不是替代性的关系。人工智能应在教学中发挥提升学生认知效能与构建反思性学习场域的双重作用,使能力培养的目标得到更充分地落实,同时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培养能够驾驭人工智能“为我所用”的创新性人才。第三,想要实现内在思维能力的养成,避免学生在基础学习阶段的“思维外包”,需要“人”的充分投入。师生、生生的价值思想交互仍是基础性的。为此,大学课程应更充分地搭建教师主导下的“师—生—机”交互情境,使人工智能真正赋能于大学教育“育人”的核心目标。
2026年01期 v.41;No.203 1-10+24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839K] [下载次数：6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8 ] - 徐雅雯;张天宇;孙艳;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重要任务。在前端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和知识生产范式变革的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产生深刻影响。根据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范式,当前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面临创新要素、创新主体、创新过程和创新模式的制约。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发挥以下积极作用:数智赋能助力内容挖掘,破除西方知识要素依赖;系统整合助力协同创新,推动传统思想现代化转型;价值共创变革知识范式,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存在颠覆传统科研道德伦理、冲击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生态的潜在风险。未来需辩证对待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2026年01期 v.41;No.203 11-18+24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55K] [下载次数：6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 ] - 张樨樨;贾晓霖;
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向具身化阶段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传统研究多聚焦人工智能的数据伦理与算法正义等虚拟维度治理,对具身智能物理介入引发的合法性重构与伦理困境缺乏系统解构。现有政策和研究虽提出了人机共生的伦理框架,对具身智能体的物理行动能力与制度准则间的矛盾解析不足,难以匹配我国规模化智慧城市与工业4.0场景中急速涌现的具身智能实践需求。研究立足中国特色技术治理情境,重新审视人机共生导致的合法性与伦理交互困境,基于“技术—共识—制度”合法性框架,研判具身智能对人工智能的代际治理危机,搭建人机和谐、韧性共生的具身智能治理架构,为应对具身智能规模化应用引发的伦理与制度挑战提供思路借鉴,为人机共生社会的权责厘定与安全发展架设可行路径。
2026年01期 v.41;No.203 19-34+24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50K] [下载次数：14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3 ] - 江波;李严;
数字交往情境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改写并深刻重塑着知识生产的底层逻辑与存在形态。“提示语链”通过语义媒介实现思维模式的有效转译,并以关联节点指令的链条形式,构建了人类认知与机器智能的互型,亦对作为知识媒介的学术期刊全流程产生重要影响。智能知识媒介内容生成的提示语链具有元叙事提示框架、模块化链条结构、工程化模型输出与自适应动态优化的显著逻辑。从选题策划的多轮递进提示、智能初审的数据提示语链验证、开放同行评议中的提示语链追踪,到提示语链矩阵转换下的跨模态传播等,提示语链的引入为学术期刊的数智化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路向。然而,人机协同模式下学术期刊的提示语链应用仍存在意识形态、AI幻觉、版权保护及出版伦理等方面的风险挑战,学术期刊需要充分发挥编辑、学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引导提示语链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生态的健康发展,真正做到知识的建构。
2026年01期 v.41;No.203 35-47+24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50K] [下载次数：3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宋时磊;
茶马古道和万里茶道都是当代学者在整理史实、回溯历史、挖掘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凝练出的原创性学术概念和文化标识,指向不同的时空和地理范畴。但随着话语影响力的起伏和变迁,个别地区存在将两个概念混淆使用的问题。基于此,从时间跨度、形成原因、线路文化特征、文化遗产的突出性普遍价值等四个方面,可以辨析两条文化线路遗产的内在联系及其独特性。茶马古道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起我国境内多民族共生发展的持续性历史框架,而万里茶道则形成了涵盖物质、制度、技术与文化等多维交流模式,是跨文明交流和对话的大通道。茶马古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千年回响,万里茶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百年生动实践和例证,两项文化遗产在当代焕发了新的生命,并承担着各自的使命。
2026年01期 v.41;No.203 48-57+241-24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54K] [下载次数：7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段锦珂;王学典;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面临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的大转型。吴晗的第三版《朱元璋传》正是这一转型时期史学的代表。《朱元璋传》的第一、二个版本均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前者主要将朱元璋写成民族英雄以鼓舞抗战,后者则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侧重批判。在毛泽东主席的重视与建议下,1949年之后吴晗又开始了第三版《朱元璋传》的写作。一方面,吴晗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结合毛泽东主席将朱元璋“写得好点”的建议,对第二版《朱元璋传》的“影射史学”进行反思,并努力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使第三版《朱元璋传》带有鲜明的时代新趋向。另一方面,浸淫已久的治学思路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过来,又使第三版《朱元璋传》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吴晗早年明史研究中民族主义史学的思想观点。“新趋向”和“旧思想”相互交织,展现了新中国初期史学界的多重面貌。
2026年01期 v.41;No.203 58-71+24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81K] [下载次数：3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赵凯欣;
在对于以山西为代表的明清华北社会的研究中,水利社会史与商业史是两个极具影响力的学术范式,但二者间的实质性对话并不多见。尽管水利与商业看似分属不同的社会领域,却存在着诸多的内在联系。以山西昌源河流域为例,当地水利组织中的水权单位以股份形式存在,大体可分为普通股份与特殊股份两类。明清以来,在自然环境变化、村际关系调整、居民生计转型与村社势力消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水利组织逐渐产生了营利机制与“分利”现象,水股交易活动也日趋活跃。民间将此类水利组织称为“利渠”。与此同时,水利组织在组织方式、运作过程乃至术语使用等方面,也与商业组织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由此可见,明清以来华北地区的水利开发与商人、商业发展,不仅受惠于共同的社会土壤,也存在着密切而多样的互动,可视为同一社会转型进程的不同侧面。因此,有必要从“整体史”的思路出发,重新审视华北水利与商业组织的历史变迁,进而对水利社会史与商业史研究进行更深入的反思与勾连。
2026年01期 v.41;No.203 72-85+24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70K] [下载次数：2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3 ] - 吴晓亮;赵珍理;
民国房捐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历史上房屋租税的延续。晚清“试办房捐”,由户部敕令地方征收,对民国房捐制度产生明显影响。1912年后,为增加财政收入,北洋政府视“改革税制”为国家治本之策,初步完成了对房屋等不动产征税的制度构建,即从房产调查入手,将房捐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拟定征收细则,对审计、税收入库及使用等都有相关规定。南京政府又不断调适和完善相关法令和规则,在全国范围推进征收房捐,并使其成为市县级财政职权和收入的组成部分。由此,通过国家立法,规则制定,以及中央对地方指导等一系列国家手段,房捐成为一个具有近代化特征的制度性税种。在民国建立之初的十余年间,作为中国西南边地的云南,政治经济处于相对独立的“自治”期,房屋租税征收混乱。1930年后,云南对房捐的征管显现出边疆地区遵从中央号令,与国家政治经济改革同步的趋势。受限于高山峻岭纵横,山地多平地少等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等因素,云南房捐政策及征管与内地多有不同:横向征收范围扩展至边疆民族地区一些非市县行政设治区,如设治局、督办区等;纵向征收则深入到高山峡谷间的偏远乡村。除经济发展较好的市县治所外,更多地方的房捐难以按房产等级和房屋间数征收,税额有的按人户多少摊派,有的按贫富等级划分;有的地方由保甲长代替征税人员实地征收等等。从云南档案等文献资料看,云南的房捐收益是许多县级地方的经济支撑。从更深层次看,云南房捐的征管凸显出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纵深治理以及边疆地区的国家化进程。
2026年01期 v.41;No.203 86-98+24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66K] [下载次数：1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马银琴;
《豳风·七月》是一首萌芽并流传于先周时代的民俗典礼乐歌,承载着先民的农事知识与劳动经验,并随着族群的迁徙传至周原,是周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初年管蔡之乱时,周公述《七月》以“陈王业”,作《鸱鸮》以明己志,由此开启了国风“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文化先河,也给《豳风》打上了浓重的补察时政的文化印迹。与此同时,与豳乐关联密切的“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等仪式活动,尚未进入国家典礼序列,豳乐的礼乐功能也未得到周人的关注。至周宣王重修礼乐,这些传承久远的古老礼仪终于成为国家典礼的组成部分,成为官书记录的对象,这才有了《周礼·籥章》的相关内容。配合“逆暑”“祈年”“祭蜡”等典礼使用的“豳诗”“豳雅”与“豳颂”被整合为一首诗歌得以写定,由此才有了《七月》“一诗而三体”的说法。《豳风·七月》正式进入“周乐”体系,一方面突破了自周初以来形成的雅颂一统的礼乐体系,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乡乐”,“豳”之率先入“周乐”,为同属“乡乐”的“二南”以及其他诸侯国风进入“周乐”体系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却也没有改变因周公“陈王业”而形成的文化记忆,“豳诗”之名即由此而来。从西周初年因为周公而承担起来的补察时政的政治功能,把《豳风》牢牢固定在了“变风”的位置上,让《豳风》成为十五《国风》中除“二南”之外最为特殊的一种。
2026年01期 v.41;No.203 99-112+243-2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04K] [下载次数：3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张德建;
明代袁中道于万历四十五年十月离京,途经新嘉驿,看到会稽女子题壁诗,遂有和作,由此引发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唱和活动,大量明清诗人加入其中。这是一场不同于以诗社形式和同道追和的诗人唱和活动,是自发的,彼此之间并无群体、诗派、同道之类的联系。这个“文学事件”的核心人物是“会稽女子”,于是对女子的姓名、身世、生死便有了各种猜测,而由于诗人身份的差异,或视之为人生悲剧,或表达女性生命之沉重,或由其际遇而自慨身世,或寄寓政治、社会动荡下的悲叹无奈。这一事件经过不断加强,上升为文化记忆,成为代表人生命运悲剧的一个符号。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仅成为历史遗存,被人们遗忘。
2026年01期 v.41;No.203 113-127+2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03K] [下载次数：1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 ] - 吕家慧;
《永州八记》被视为游记之鼻祖,前人多从柳宗元贬谪经历以及六朝山水传统诠释之,此固有其合理性,然柳宗元游记与亭记创作密切相关,别有重要的观念基础。元和四年的《始得西山宴游记》为柳宗元游记之起点,但导源于法华寺西亭的修筑及亭上观游活动,西亭之游使柳宗元重新认识观游之精神意义,进而提炼出观游有助养心,养心有助为政的论述,此意不仅见诸其亭记,也是其永州诸游记的观念基础。柳宗元不仅寻访胜景,而且树立景观,其游记发掘并标志永柳二州的山水胜概,可见其为地方树立游观之地、以观游助为政之思想,体现出中唐吏治的新观念。柳宗元的游记与亭记在叙事上也有同构关系,前者正是由后者脱化而出。以亭记为代表的建筑记在中唐大兴,背后体现中唐文士地方官的共同关怀,柳宗元游记的出现也应由此一新的政治脉络解释之。
2026年01期 v.41;No.203 128-139+244-24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81K] [下载次数：2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3 ] - 刘东方;
老舍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京味”作家,还是一位兼通汉语和英语的“双语人”。他在古代白话的基础上,吸纳英语的表达方式,构建了以“被”字句为代表的现代小说语言的话语体系,体现了现代小说语言逻辑性、层次性和整体性的现代性特征。老舍小说景物描写的“被”字句巧妙地将西方语法逻辑融入现代文学语言表达之中,既保留了汉语的韵味,又突破了古代白话的局限,为现代小说语言注入了新质,成为现代文学创作与现代语言互文共建和互动发展的典范。深入研究老舍小说风景描写中的“被”字句,对于深入理解老舍现代小说的语言与创作,深化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二者关系之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2026年01期 v.41;No.203 140-151+24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43K] [下载次数：1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黄玉顺;
经典诠释的“主体转换”,包括经典文本的“诠释主体”及其所诉诸的“行为主体”的转换,是经典诠释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伴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及其所带来的社会体制的转型,经典的诠释主体和行为主体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转换。例如《中庸》学史,其诠释主体是《中庸》的作者与历代诠释者,尤其是帝制时代后期的宋明新儒家;其行为主体是《中庸》的创作与诠释所诉诸的对象,即“庶民”与“君子”(社会精英)。面对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及其所带来的社会体制的现代化,要盘活包括《中庸》在内的中国古代经典,就必须自觉地进行诠释主体和行为主体的现代转换,赋予其“旧名”以“新实”即现代性的概念内涵。
2026年01期 v.41;No.203 152-161+24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12K] [下载次数：2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李洪卫;
冯友兰认为柏拉图的辩证法有逻辑和神秘两层功用,暗示了中国哲学的部分潜能,牟宗三则试图通过中国哲学的运用突破康德实践理性的形式性。在道德形上学的建构上,牟宗三以性体确立人道与天道的贯通,性体的现实性之一是心体充其极,由此实现仁与仁者、仁心与理性的最终统一,同时以无限智心的润泽体现个体与天道统一的另一面。这种建构呈现出将“於穆不已”之天与宇宙的创生及其流行、个体生命的道德内在性相统一的“内在超越”的特性,以及他所致力的主客观两面的统一性,体系建构中存在的问题是天道流行与气的安置之间的困难。当代中国形上学建构的尝试很多都以牟宗三理性的道德形上学为批判靶标,强调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意义,譬如天的外在性价值和工夫论方面的考量,这些思考都有一定意义,同时存在若干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如果继续推进当代形上学的理论建设还需要继续展开方法论的反思,继续开展对良知与气关系等思想缺环方面的讨论。
2026年01期 v.41;No.203 162-174+245-2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90K] [下载次数：2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李守奎;
楚帛书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意义十分重要,八十多年来研究不断推进。随着楚简新材料的大量发现,楚文字、楚文化研究取得时代性整体进步,楚帛书研究在文字释读、行款字数、图文结构等方面也取得一些突破。深入研究发现,帛书内容与各地公布的竹简内容之间有内在联系,综合研究可以更全面了解楚文化的整体面貌。楚帛书甲篇第一章叙述了楚人始祖伏羲处在一个大水弥漫的黑暗混沌中,娶妻而生四子,创立上下、四时、岁的过程。帛书经过糊裱,行款错乱,文字残缺较多,多处未能通读。在考释文字、复原文本、疏通文意的基础上,对这个楚人创世神话与清华简《楚居》中季连生四子等始祖传说及郭店简《太一生水》中的太一生水、成天地、四时、岁相比较,发现其叙事结构高度相似,是始祖母题在神话、历史与哲学之间的转移。创世神“川熊”与半神半人的始祖“穴熊”“毓熊”的不同称谓与传说,不仅有楚人的文化记忆,而且表现了在进入历史时期去神话的过程。理解从楚人创世神“川熊伏羲”到“太一生水”的嬗变过程,对了解道家文化滋生的土壤大有裨益。
2026年01期 v.41;No.203 175-186+2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40K] [下载次数：3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 ]
- 孟国栋;
东汉以来盛行的立于坟前、用以记录人物生平及表彰其功业德行的石质墓碑,向来被认为是由先秦时期的丰碑演化而来。但这一看法不断受到坟墓形制演变和考古发现新成果两方面的挑战。先秦时期流行纵向深埋式的竖穴墓,需借助支架将棺椁平稳下放到坑底,丰碑主要是作为辅助棺椁下降的实用工具而存在的。从战国时期开始,横向式的室墓渐趋流行,丰碑日益失去存在的必要。且由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来看,丰碑为木质的,其物理形态和具体功用均与后世的石质墓碑差异很大。更重要的是,西汉时期,中国的祭祀制度也开始由庙祭向墓祭转变,墓地在丧葬活动中的地位变得极为重要,子孙和门人为纪念亡故的先人,多共同出资采石树碑、铭功表德,墓碑应运而生。由此可见,墓碑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坟墓形制由竖穴式椁墓向横穴式室墓和祭祀空间由宗庙转向墓园以后的结果,无论生成过程还是树碑目的,都反映出早期的石质墓碑是一种社会化的产物,与先秦时期实用性极强的丰碑没有必然联系。
2026年01期 v.41;No.203 214-222+2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75K] [下载次数：2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黄小珠;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集古录跋尾》墨迹与方崧卿刊本“真迹”的文本差异表明,在欧阳修该书写作中存在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誊修环节。誊修是指欧阳修将原本附在拓本后的跋尾修改并誊录为独立文本的过程,这一环节贯穿该书写作的始终,范围涉及绝大多数篇目。誊修不仅改变了该书的文本内容,生成多种异文文本,形成了“集本”“真迹”“别本”“绵本”等复杂的版本谱系,还对其文体面貌产生了深刻影响:随着非考证内容的删减与结构、体例、行文的完善,该书从率性的题跋之体转变为严谨的考录之体,发掘金石的史学价值成为写作的绝对重心。在誊修过程中,欧阳修重审了金石的意义,在求真意愿与理性思辨推动之下,最终完成了以金石存古、证古、复古的书写范式,该书由此从“为己”之学走向“为人”之学。誊修不仅改变了该书文本的形态、内容、文体面貌,体现出宋代文本生成的一般规律,而且誊修前后的文本分别形塑了宋代与明清跋尾的不同写作风格,造成金石学学术性与文学性、严谨与随性两种迥异的面相,影响了后世金石跋尾写作以及金石学发展。
2026年01期 v.41;No.203 223-232+247-2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41K] [下载次数：1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郭素红;
官修经学文献的出版与传播客观上影响和决定着学术发展的取向与进程。“书类”文献具有资政教化的思想价值,明代《书传大全》作为经学文献中的官方范本,其编纂取材和体例承继渊源有自。官修《书传大全》由明内府刊刻颁示天下,亦通过民间坊刻渠道以广其传。在经学科举化面向的影响下,《书传大全》的改编与衍生纠葛复杂,通过经学科举与学术出版之间的复杂互动,客观上延展了官修《书传大全》在明代社会的持续影响力和活力,成为官修经学文献出版与传播史上的独特景观。
2026年01期 v.41;No.203 233-239+2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69K] [下载次数：1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下载本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