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26, v.41;No.207(05) 74-8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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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上海的防疫立法与主权问题
Epidemic Control Legisla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Sovereignty in the Late-Qing Shanghai

杜丽红

摘要(Abstract):

1873年,上海颁布海港检疫规则,却一直未能有效运作。直到香港鼠疫爆发,除海港检疫之外,上海各界开始采取隔离、消毒等措施,引发了中外之间的交涉,最终采取华人自办的方式。由于西法防疫涉及行政权力问题,工部局医官自1902年开始尝试防疫立法,未得到医生支持,也未得到纳税人会议的同意。上海1909年发现鼠疫病例后,工部局在推进防疫立法程序的同时,采用隔离、消毒等行政手段强制防疫,引发了华人的反抗风潮。结果,防疫附则通过了立法程序,但其具体实施交给中国人自办。租界当局不得不致力于防疫立法,其实质是用一种基于法律原则的治理手段侵蚀中国行政主权的尝试,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国人民的反抗维护了本国行政主权。这一过程是中外政治文化差异的体现。

关键词(KeyWords): 防疫立法;西式防疫;行政主权;华人自办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作者(Author): 杜丽红

DOI: 10.13613/j.cnki.qhdz.00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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