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与治理：清代地方公产的建构与演进Property Rights and Governance:The Construction and Evolution of Local Public Proper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陈月圆
摘要(Abstract)：
地方公产作为清代地方公共事务运行的产权基础,其独立产权单位的建构以及内部权利的配置方式源自各地士绅、民众与地方官员合作承担地方公共事务的历史实践,是国家制度与行动者选择交互的产物。地方公产在归属于某一民间组织的同时被视为“地方”这一抽象实体所有,中央集权体制对地方官员的约束使其与官产的边界在法律与治理机制层面明确区分,士绅民众自愿捐资、自行管理的经营模式强化。地方公产的多样性体现于多元化的内部产权结构,具体的选择与“地方”的规模直接相关。晚清中央集权的削弱改变了地方官员的制度约束,地方公产与官产的边界在士绅与地方官员的博弈中进一步强化。
关键词(KeyWords)： 地方公产;产权;国家治理机制;地方公共事务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层公共品供给视域下民间公产制度研究（1644—1949）”(24CJL007)
作者(Author): 陈月圆
DOI: 10.13613/j.cnki.qhdz.003619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张佩国(《公产、福利与国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龙登高等(《传统民间组织治理结构与法人产权制度——基于清代公共建设与管理的研究》,《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探讨了民间公产的产权特征及治理职能,更多研究集中于特定类型公产的产权、财产规模与经营管理规则,具体从略。由于“公”同时有朝廷与国家的含义,为示区别,本文采用“民间公产”的表述,简称公产。
- (2)秦晖(《传统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将这一认识范式总结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
- (3)当前研究较多关注地方公产的财产类型、数量与近代管理方式转变,如黄素娟《国家政权建设与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土地产权变迁(1911—1935)》,《社会》2018年第2期;梁勇:《清至民初重庆乡村公产的形成及其国家化》,《清史研究》2020年第1期。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4页)曾将民间公产分为宗族公产与地方公产,但未对地方公产概念本身进行明确辨析。
- (4)交易者对产权的界定程度取决于促进贸易与流动的收益以及产权本身实施成本的权衡。国家统治者则兼有税收最大化以及促进社会收入最大化的双重目标,为此愿意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促进社会收入最大化的公共品,如界定并实施产权的第三方机制。诺思同时指出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解释产权结构(structure of property rights)与交换形式如何成为更大体系的一部分。参见D.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81,pp.17-20。
- (5)Y.Barzel,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Y.Barzel,A Theory of the State:Economic Rights,Legal Rights,and the Scope of the 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 (6)D.Acemoglu et al.,“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Vol.91,No.5,pp.1369-1401.
- (7)士绅的内涵较为复杂,详见狄金华、钟涨宝:《从主体到规则的转向——中国传统农村的基层治理研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5期。本文简单将士绅视为有科举功名者。
- (8)传统语境下“地方”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与中央政府相对的地方政府,二是与国家相对的“地方团体”(贾士毅:《民国财政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5页),地方公产的含义属于后者,地方官员的“地方”含义属于前者,本文的讨论主要涉及州县政府。
- (9)已有学者指出,产权的制度分析应包含意识形态、法律和制度、具体的社会关系三大层面,以及三者的关联与互动,详见周歆红:《西方人类学产权研究的三种路径》,《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2期。曹正汉、冯国强(《地方分权层级与产权保护程度——一项“产权的社会视角”的考察》,《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5期)已指出政府权力的组织运作方式对产权界定的影响,但研究对象集中于私有产权,尚未涉及非私有产权。
- (10)具有地域属性且拥有财产的民间组织并不限于清代,晋东南的“社”宋代已出现,详见杜正贞:《区域社会中作为信仰、制度与民俗的“社”——基于近十年晋东南研究的反思》,《学术月刊》2016年第12期。
- (11)罗威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陈乃宣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69—471页。
- (12)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郑静译、孙歌校,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276页。
- (13)庄有恭:《请定盗卖盗买祀产义田之例以厚风俗疏》,见罗振玉辑:《皇清奏议》,张小也等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024—1026页。该例此后也用于善堂、会馆等公产的法律保护,详见邱澎生:《由公产到法人——清代苏州、上海商人团体的制度变迁》,《法制史研究》(台北)2006年第10期。
- (14)《规条》,道光六年,《京都绩溪馆录》,见李琳琦、梁仁志整理:《徽商会馆公所征信录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69页。
- (15)如道光年间陶澍推行将新涨沙洲收归官府的“沙洲归公”政策时,拒绝了“书院、善堂等请买沙洲作为公产”的请求,此处的“公产”作为书院、善堂等民间组织的财产,有别于官府财产。《酌办沙洲归公章程折子》,道光九年,《陶澍集》(上),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145页。
- (16)王心敬辑:《荒政考》,见李文海等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3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44页。
- (17)《平钱价禁祠本严霸种条议》,凌燽:《西江视臬纪事》,见杨一凡、刘笃才主编:《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乙编第11册,北京:世界图书北京出版公司,2009年,第542页。
- (18)王宗炎:《陈氏义田记》,《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七《礼政七·宗法》,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697—698页。“义”的观念见陈弱水:《传统中国思想与文化中的“义”》,《公义观念与中国文化》,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184—192页。
- (19)N.Bobbio,“The Great Dichotomy:Public/Private”,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P.Kennealy tran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9,p.1.
- (20)由此形成哈丁所谓“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隐喻,但根据巴泽尔的考证,现代经济学中的“共有产权”源自西方中世纪的共有地(commons),后者同样受到相应机构与法令的制约。参见Y.Barzel,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p.99。
- (21)龙登高等由此将公产视为“法人产权”,详见龙登高等:《传统民间组织治理结构与法人产权制度——基于清代公共建设与管理的研究》。
- (22)湖南调查局、湖南法制院编印:《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9页。
- (23)陈文慧、燕红忠:《清代发商生息的运营与地方社会治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3期。
- (24)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伍跃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52—154页;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第29—30页。需说明,书院等民间组织兴起时间远早于明清,但起初并未被视为地方公共事务,明嘉靖十二年《石鼓书院志序》即认为将唐宋时期的书院创办者创建书院“不过为习静读书之所,养性淑后之谋耳”,将其视为“一乡之善士”有所不妥。见李安仁等撰:《石鼓书院志》,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4页。
- (25)张鹏翀:《育婴堂序》,见张承先:《南翔镇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8—19页。
- (26)《宝晋书院志》卷五《经费一》,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7,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56—657页。
- (27)《捐金育婴词》,雍正十二年,《汉口紫阳书院志略》,见李琳琦、梁仁志整理:《徽商会馆公所征信录汇编》,第119页。
- (28)《府县二示》,《汉口紫阳书院志略》,见李琳琦、梁仁志整理:《徽商会馆公所征信录汇编》,第124页。某会馆是否为地方公产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少商人主导的会馆更类似行业性组织。
- (29)《巡历乡屯兴除事宜檄》,乾隆十年,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2页。
- (30)邱澎生指出,仅凭借一般性的同乡关系不足以创建并维系会馆经营,关键在于会馆的组织办法与相应法律制度,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地方公产。见邱澎生:《当经济遇上法律:明清中国的市场演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8页。
- (31)类似称呼包括“首士”“绅董”“值年”,本文统称理事,所引原文不再另行说明。
- (32)戴凤仪:《诗山书院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9页。
- (33)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712—714页。
- (34)不同地方公产涉及的地方大小各异,小至一乡一村,大至一县或数县。《婺源民情之习惯》,见刘汝骥编纂:《陶甓公牍》,梁仁志校注,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42页。
- (35)《苏州府为肉店同业创建三义公所并置义地给示晓谕碑》,道光二十五年,见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9页。
- (36)《奉分宪示义仓善后碑记》,嘉庆四年,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6页。
- (37)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255页。
- (38)沟口雄三:《中国的历史脉动》,乔志航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218—220页。
- (39)龙登高、王苗:《武训的理财兴学之道》,《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3期。
- (40)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198页。
- (41)周黎安:《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社会》2016年第1期。
- (42)省例具有地方法律的性质。道光《粤东省例新纂》,见杨一凡、刘笃才编:《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丙编第10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67—168页。
- (43)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付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8—69页。
- (4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八册(上谕内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9页。
- (45)《清高宗实录》卷五《雍正十三年十月乙酉》,《清实录》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40页。
- (46)《重修县学记》,乾隆五十一年,见长沙市档案馆编:《嘉庆长沙县志》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0—171页。当然,受限于治理技术与各地实际需求,中央政府无法也不能限制所有的摊派。
- (47)民国《东莞县志》卷九九,《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19,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50页。
- (48)民国《东莞县志》卷九九,《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19,第954页。
- (49)民国《东莞县志》卷九九,《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19,第960页。
- (50)规模对治理机制的影响已受到较多关注,一旦自然资源规模超越相关利益者可充分沟通的本地小社区,相应治理机制将改变,见王庆:《公地治理理论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11期。和文凯同样指出小型地方社区(local community)筹资协调能力有限,无法有效承担大规模与跨区域的公共工程。见He Wenkai,Public Interest and State Legitim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3,p.107。
- (51)黄志繁、张媚:《清至民国婺源县“神会”资产的运作——兼论近代乡村地权的“精细化”》,《清史研究》2016年第3期。
- (52)阳水根、凌焰:《义图:清代萍乡图甲的运行实态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2期。
- (53)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性要求经营利润不向任何个体分配,见萨拉蒙等:《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贾西津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页。
- (54)罗一星、肖海明:《佛山北帝文化与社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5—57页。
- (55)冼宝干编纂:《民国佛山忠义乡志》,佛山市图书馆整理,长沙:岳麓书社,2017年,第262页。
- (56)此时的佛山士绅并非完全属于“八图八十甲”的本地居民,部分士绅为新进移居者,详见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1页。
- (57)冼宝干编纂:《民国佛山忠义乡志》,第970—973页。
- (58)张俊峰:《泉域社会:对明清山西环境史的一种解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83—190、199、216—219页。
- (59)《桑园围总志》卷一,《中国水利史典·珠江卷》1,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年,第14、24页。
- (60)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7—9页。
- (61)长沙市档案馆编:《嘉庆长沙县志》上,第151页。
- (62)曹炳奎:《建造郴侯书院记》,同治《郴侯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5,第493页。
- (63)莼湖书院前身湘濬书院嘉庆十年建筑坍塌后改为租房办学,田租从官府征收转由士绅自行管理,书院转向典型的地方公产。《详文》,道光四年,《莼湖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5,第154—155页,捐款信息见第159—165页。
- (64)刘道胜:《明清徽州乡村文会与地方社会——以〈鼎元文会同志录〉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
- (65)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第111—112页。
- (66)徐毅:《从“专济饷糈”到“妥办善后”——同治时期江苏省厘金政策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 (67)王赓言编:《(清同治)信江书院志》,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19页。
- (68)王赓言编:《(清同治)信江书院志》,第35—36页。
- (69)清末山西清理财政时称,“地方自行经理之款,历来惯习多不达知于官厅”。《山西财政说明书》,见陈峰主编:《晚清财政说明书 3 山西河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34页。
- (70)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2—105页。
- (71)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467—468页。
- (72)毛晓阳:《清代科举宾兴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8页。
- (73)同治《南康县志》卷四《宾兴》,刻本,第11页b—12页a。
- (74)本地仓储此前也曾因“地方公事紧要、一时无可设措”而被借拨乃至挪移,光绪《松江府续志》卷一五《田赋志》,光绪九年刊本,第17页b。
- (75)如光绪十四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沙田总局与东莞明伦堂产权纠纷,详见黄永豪:《土地开发与地方社会——晚清珠江三角洲沙田研究》,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5年,第78—85页。
- (76)戴槃:《重修严郡清节堂记》,《两浙宦游纪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59—60页。
- (77)此前方志有时将善堂与官办养济院等公所并列,有时另外列入建置、善举,并无统一规定,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1页。
- (78)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三《建置志》,光绪元年刻本,第62页a。
- (79)光绪《平湖县志》卷四《建置下》,光绪十二年刊本,第6页b。
- (80)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57—458页。
- (81)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上海:中西书局,2021年,第205—207页。
- (82)陈月圆、龙登高:《天下为“公”:民国时期县级公产管理制度与产权变迁》,《社会》2023年第2期。
- (83)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诸多误解的来源,如将地方公产误解为当地政府的财产或地方财政,但清代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之中并无现代意义的地方财政,地方公产处于国家财政体系之外。
- (84)周黎安:《“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社会》2022年第5期。
- (85)中国历史上的法人产权属于私有产权的衍生形态,见龙登高:《中国传统地权制度及其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41页。
- (86)康有为将晚清广东民间通过“特别捐抽”或“常行征税于尝业田亩室屋人口”等“自为私敛”的办法承担地方公事的实践视为地方自治的本土形态。康有为:《公民自治篇》,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第181—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