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与评价

• 如影随形: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1978—2017年学术期刊史的一个侧面

  朱剑;

  四十年来,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一直是学术期刊编辑特别是高校学报编辑反复论说的问题,折射出编辑的身份焦虑一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身份焦虑实始于1970年代末开始渐趋刚性的编辑职业化的推行,这一制度设计使得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告别"编研一体"的传统而与学术共同体分离,作为职业编辑人必须通过重建与学者的关系来确立自己新的身份。编辑身份建构历经了"编辑中介说""编辑再创造说""编辑主体说""编辑学者化"等交替递进的过程,每当前一个解说在现实中碰壁后即为后一个解说所取代,编辑职业化始终是不变的前提,而变化的则是身份目标不断抬高,实现路径愈加艰难,直到"学术引领者"这一在许多人看来高不可攀的目标提出后,终于响起了"回归杂家"的呼声,身份建构又回到了起点。教育部"名刊工程"的推出,为学报编辑提供了全面反思编辑身份与学术期刊体制关系的机会,然而被寄予厚望的报刊体制改革并没能带来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对学术共同体的回归,从而失去了在纸本时代解决编辑身份定位问题的最后机会。学术期刊编辑带着身份焦虑走进了数网时代,而传播技术的革新也许可为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提供新的契机。

  2018年02期 v.33;No.156 1-35+19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2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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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研究

• 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走向

  王宁;

  当今世界不少人都认为,中国是最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之一,这一点不仅体现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更体现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走向世界。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论证,全球化在中国的实践实际上是依循一种全球本土化的方向发展的:现代性这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可与全球现代性的宏大话语对话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另类现代性,并且消解了所谓"单一现代性"的神话;汉语的普及将有助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但是,汉语也将如同英语一样发生某种形式的裂变;世界文学的概念进入中国以来不仅有助于中国作家了解外国文学,更能促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一切都是全球(本土)化带给我们的宝贵契机,抓住这个契机就能有效地推进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

  2018年02期 v.33;No.156 36-47+19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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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下“德”与virtue对译研究——兼论“多元一体翻译法”

  韩志华;

  在中国文化中,"德"是大家族社会中人的行为规范系统。"德"的语义内涵承载了个人的社会担当和家族责任,体现了中华文化"仁爱"的内在精神。Virtue是西方利益集团社会结构中统治阶级宰制全民的言行评价标准。个人尊崇此标准并以之为言行导向,体现出统治阶级对公民的规约。因此,"德"与virtue不能贸然对译。在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外译实践中,译者应在中西文化比较前提下,采用"多元一体翻译法",准确而完整地阐释"德"的语义内涵,重建译语文本中"德"的语义系统,让中华文化的美丽精神走向世界。

  2018年02期 v.33;No.156 48-57+192-19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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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研究_十九大专题

• 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生产力

  胡鞍钢;张巍;张新;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实践,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定义为"一个中心、五大维度"的生产力体系:以人民为中心是全面发展生产力的出发点、立脚点和核心点;生产力的"五大维度"分别是经济生产力、科技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文化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五大生产力的作用是:经济生产力是物质的基础,科技生产力是智力的支撑,社会生产力是民生的保障,文化生产力是精神的引领,生态生产力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五大生产力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同向发展、同行发展、共赢发展,统一于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促进五大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2018年02期 v.33;No.156 58-68+19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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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优秀中国传统修身文化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曹德本;倪博闻;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方向。中国传统修身文化以人性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严以律己作为主要模式,以道德境界作为理想目标,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文化体系。在新时代弘扬优秀中国传统修身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在实践创造中推动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2018年02期 v.33;No.156 69-73+19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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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 论周代礼乐文化的快乐精神——以先秦儒家阐释为视域

  王齐洲;

  周代礼乐文化经过先秦儒家的系统阐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礼乐文化之"乐",古音读"洛""岳",二音分别出"喜乐""音乐"二义。而音乐本于人心之喜乐,又是人心之表象,还以陶铸人心为目标。因此,"乐"文化不只是关于音乐的文化,更是关于社会和谐和个人快乐的文化,其旨趣在喜乐,目的是"和同"。而"礼"的依据主要是人的理性,所维持的是区别社会等级的资源分配,故强调"辨异",其旨趣也包含喜乐。正如"音""乐"是"声"的高级形态,"喜""乐"则是"心"的和谐表达,如果概括为一种精神,那就是快乐精神。周代礼乐文化是为宗法政治服务的,为了保证这些分封诸侯服从周天子的权威,于是以宗法来确定等级名分,以礼乐来加强等级名分,使得在这一体制内的人们能够以喜乐之心接受宗法。由于宗法制度存在君主与贵族分权共治的政治结构,且周人保留有原始家族内部的民主遗风,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礼乐文化在配合宗法政治的实际运作中,既重视等级维护,又强调情感融通,因而可以培养出快乐精神。周代礼乐文化的快乐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民众幻想有政治的王道乐土,始终不放弃对理想政治的追求,学者自觉修养乐学之心,形成中国学术的一大特色;中国文学受其影响,形成了特有的乐天风格。

  2018年02期 v.33;No.156 74-88+193-19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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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雀东南飞》与古典叙事诗的潜流

  孙立尧;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典叙事诗中最伟大的作品,而此诗的创作年代、艺术特色等重要问题,历来有较多疑问。本文从此诗的艺术特征入手,辨析、比较其叙事诗体与印、欧史诗风格的异同,说明《孔雀东南飞》在其程式、场景的铺衍反复以及"非一致性"等特征上,与史诗并无二致;并依此可以略窥中国古典诗歌之中另一潜在的"叙事诗"的传统,它与占主导地位的抒情文学"大传统"相比,多呈现出一些"异质"的因子;并在抒情传统的抑制、影响之下,或消泯,或转化,以致其真实面目不可具睹。

  2018年02期 v.33;No.156 89-105+19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9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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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代雅音,渔洋为宗:王士祯与清史《文苑传》顺康诗学史的书写

  戚学民;温馨;

  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是清朝高层对其本朝近二百年文坛的总结,其诗学史论述内容丰富。本文基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文苑传》钞本,集中讨论其中有关顺康诗坛的记载。文章指出王士祯不仅在本体意义上是顺康诗坛领袖,也在认识论层面上对顺康诗学史的书写发挥了重要作用。《文苑传》第一次稿利用诗坛盟主王士祯来书写和定义了清廷高层意图定位的清代诗学史,将诸多诗学人物联结为一个系统论述。王士祯在清史《文苑传》中的崇高地位,与清国史馆总裁曹振镛以及总纂陈用光、潘锡恩等纂修官的诗学立场有直接的关系。曹振镛、陈用光、潘锡恩等人均是翁方纲门生并受到翁氏诗学观点的影响。王士祯的个案说明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的诗学论述值得重视。

  2018年02期 v.33;No.156 106-116+19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3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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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 明代折漕规模及漕粮折价确立原则考

  胡铁球;

  明代漕粮的改折分为永折和临时改折两种。成化以来,历年折漕数额起伏不定。据统计,自正德十六年至天启六年年均折漕为88万石,占整个漕粮的22%,其中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二十五年、万历四年至万历二十八年为两个折漕高峰时段,年均折漕分别达110万石、126万石。明代漕粮折价的确立原则非常复杂;在南方,依据时间先后顺序主要有:(正米+正耗)×基准价=漕粮折价、(正米+随船耗米)×基准价=漕粮折价、(正米+所有耗米)×基准价=漕粮折价等三种模式;而在北方,主要"按领价折漕"。将本色运纳所需的运输、交兑、上仓等各种费用转化为税粮折价,成为了明代费改税的主要方式和途径,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提供机会。而明代漕粮受困于其具有稳定京师粮价、保障京师粮食供应、保障国家粮食战略贮备等四种特殊功能,所以货币化的规模难以进一步拓展。

  2018年02期 v.33;No.156 117-138+194-1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9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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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县域视野下的禁赌问题研究——以山西高平为例

  魏晓锴;

  太行山腹地的高平,清代赌博之风盛行,禁赌成为社会焦点,刻石立碑作为禁赌的特殊形式,在乾隆中后期到光绪朝初期被广泛运用,禁赌碑普遍出现于各村庄的大庙之中。禁赌的主体既有地方政府又有村社组织,禁赌对象既有人又有事,两者均呈序列性特征。禁赌的适应性条例与范围亦区分层次,在实际执行中各有差异。禁赌的举措充满了人情味色彩,而村庄基层组织"社""会"等成为最具魅力的"核心主体"。禁赌作为村庄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建构着属于高平地区特有的民风与秩序。重视以村庄为主体的"秩序建设",使赌博失去土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禁赌问题。

  2018年02期 v.33;No.156 139-146+1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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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朝重构黄河河源的实践与国家认同

  刘惠;

  乾隆四十七年,因黄河水患,乾隆皇帝派遣侍卫阿弥达至青海祭祀河神,并确定新河源。乾隆朝所定河源是乾隆朝君臣重新建构的结果,这一过程包括探源前后从主祭河神到强调探源的转变、《黄河源图》的重绘及文本书写的修改等问题。从科学意义来说,乾隆朝确定的新河源有违科学事实。但乾隆君臣重构河源的实践活动是乾隆时期系统文化工程的一部分,最终将黄河源头西溯至回部,并利用文字和地图的形式向清人宣传这一成果,具有宣扬大一统及增强国家认同的政治意义。

  2018年02期 v.33;No.156 147-154+1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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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1950年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考析

  赵庆云;

  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是为1949年后第一个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中科院为何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而非涵盖范围更为全面的历史研究所,这一举措一方面体现了中共"厚今薄古"的史学理念,是对延安史学趋向的延续;另一方面,此举直接导因于范文澜之选择,意在名正言顺地避开原中研院史语所和北平研究院历史所以古代史研究见长的史家,以避免人事纠葛。其背后隐然可见新时代史学界之延安史学与民国"旧史学"之间颇为微妙的紧张关系。1949年后,史坛发生权势转移,延安史学进驻中心,但因其学术积累方面尚有所欠缺,难以独力撑起整个史学繁荣之局面。在最高当局的直接介入下,1954年成立上古、中古、近代3个史学研究所,引入民国"旧史学",打破延安史学在中科院的垄断地位。此种举措虽被陈寅恪讥为"临时抱佛脚",却为顺应当时史坛实际格局的开明之举。细绎各方对中科院史学机构设置的不同考量,我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史学界的复杂形态可能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2018年02期 v.33;No.156 155-165+195-19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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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

• 现代建国中的企业家:张謇的典范意义

  任剑涛;

  张謇身处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关键时期。他以企业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的三重身份进入中国早期现代的历史殿堂。正好因应于现代建国的三重基本需要:以企业家推进国家从农商机制向工商社会转型,以政治家为建构现代国家体系筹谋,以社会活动家谋求现代建国的社会机制。张謇的企业家角色,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正是他展现出的现代企业家才能,让他在政治与社会领域中施展拳脚。他远不止是工商企业家,而是名副其实的建国企业家。在中国仍然处在现代建国十字路口的当下,张謇为那些只是在商言商的工商企业家树立了榜样。现代中国需要张謇这样的人格典范。

  2018年02期 v.33;No.156 166-177+19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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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断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理解中国古代的灌溉自主治理

  王亚华;

  如何诊断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及其变迁,是社会科学家面临的持久挑战。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是在这个方向上取得的重要进展。本文利用SES框架解释中国历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具有较强适应性的自主治理的灌溉制度在清朝中后期大量涌现,同时也为SES框架的应用价值提供一个实证检验。诊断分析显示:SES框架为理解该历史现象提供了一种多变量组合的系统解释;稀缺性、资源利用历史、领导力以及社会资本是良好的自主治理的关键性因素;人口趋势、经济发展、政府政策和全球化等背景变量是促进自主治理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识别和诊断社会生态系统中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SES框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代表了新一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

  2018年02期 v.33;No.156 178-191+19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8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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