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江;
当代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有诸多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场外征用。从上世纪初开始,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建构自己的体系,模仿、移植、挪用,成为当代文论生成发展的基本动力,改变了当代文论的基本走向。场外征用表现为三个特征:一是强制,二是解构,三是重置。文学理论借鉴场外理论,应该是吸纳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不是现成结论和具体方法的简单挪用,特别是一些数学物理方法的引用,更需要深入辨析,强制性地照搬照抄只会留下笑柄。
2015年02期 v.30;No.138 21-24+18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3K] [下载次数：182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3 ] |[阅读次数：1 ] - 王宁;
针对张江提出的西方文论中出现的场外征用现象及其弊端,本文作者认为,当代文学中的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但是一些理论家不从文学文本的阅读出发,带有强制性地使用一些文学以外的理论来阐释文学现象,其最终的旨归并不在文学本身的研究,而在于证明阐释者自己或自己所仰慕的理论家的理论的正确性和有效性。这是许多作者以及许多批评家所反对的。而作者所提倡的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则是从文学现象出发,通过非文学学科的理论视角来阐释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最后的目的在于丰富和完善文学作品的意义,并回归文学理论本身的建构。这后一种方法是不同于场外征用的。
2015年02期 v.30;No.138 25-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2K] [下载次数：71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0 ] |[阅读次数：1 ] - 周宪;
"场外征用"概念的提出涉及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个普遍趋势,具有双刃剑的功能。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非文学性的阐释,另一方面也为文学研究带来丰富的理论资源。随着文学理论的当代嬗变,场内和场外边界日益消解,理论谱系学上的"出身"与其文学性的阐释之间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场外征用"的流行与当代西方的学术政治和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有关。
2015年02期 v.30;No.138 29-3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4K] [下载次数：91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9 ] |[阅读次数：1 ] - 朱立元;
用"场外征用"概念批评当代某些西方文论强制阐释的弊病,在总体上应当被肯定。严格区分"征用"与"借用"有其必要性,用强制、解构、重置概括场外征用的主要特征也是恰当的。场外借用(不是征用)乃是西方古典文论的基本路数,有其合理性,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基本上也采取了场外征用的方式。场外征用古已有之,其典型代表就是柏拉图。从文学的多重本质来看,场外借用在文学批评中有其必然性,但是场外征用则走向了反面。建议在用"场外征用"宏观概括当代西方文论的缺陷时,表述得更为精准些。跨学科研究有两面性,既有拓展文学研究视野和空间的正面作用,但过了"度",就成为场外征用而压抑、排挤了文学研究。
2015年02期 v.30;No.138 33-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6K] [下载次数：54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8 ] |[阅读次数：1 ]
- 刘凤芹;卢玮静;张秀兰;
志愿行为是社会服务的重要来源和当前中国重塑社会道德必不可少的力量,当前中国志愿服务主要参与者的特征是:中低收入、中共党员、受过一定的教育、在党政机关或者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中国城市居民的教育、政治面貌、宗教信仰等文化资本变量对志愿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城市居民有着清晰的跨越不同生命周期的志愿行为模式,年龄和志愿行为参与倾向之间呈现出典型的倒U型关系。通过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来加强公众的文化资本,提高其参与志愿服务的倾向,最终引导大众将遵守道德作为生活中必要的一部分。
2015年02期 v.30;No.138 37-47+18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1K] [下载次数：137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9 ] |[阅读次数：1 ] - 王新松;
新加坡对社区基层组织的管理表现出国家法团主义的部分特征。新加坡在国家层面建立基层组织的联合团体,给予其合法性以及经费支持,联合团体则通过一系列制度对基层组织成员进行管理,因而国家意志和政策得以通过联合团体及其成员在社区实现,社区需求得以通过基层组织及其联合团体传递到国家。国家法团主义模式既给予基层组织一定的政治参与空间,又保证了参与的可控性,从而实现稳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然而新加坡的国家法团主义模式一定程度上使基层组织丧失自主权,未能充分发挥社区自下而上参与国家治理的目的,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提出了挑战。新加坡的社区治理格局并不完全符合国家法团主义的特征,但法团主义为我们研究国家与基层组织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2015年02期 v.30;No.138 48-58+187-18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9K] [下载次数：377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97 ] |[阅读次数：2 ] - 韩晓燕;田晓丽;
基于上访户所处的特定情境,如有关上访的制度安排、上访户圈子的支持及其个人生活处境等,长期上访的个人对上访行为以及预期结果形成了特定形式的"选择性注意",这种选择性注意导致他们对上访行为有着特殊认知,从而为他们的行为策略提供心理及话语支持,使长达十几年甚至更久的上访行为在他们看来是正确的、正义的、理性的选择。这种认知包括:极高的预期回报、极高的退出沉没成本、话语上的优势和抗争过程中实现的个人价值提升。选择性注意形成的认知偏差固然是人类认知的基本特点,但是制度环境和文化体系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选择去注意哪些信息,而另外一些信息则被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
2015年02期 v.30;No.138 59-67+18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4K] [下载次数：56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2 ]
- 赖瑞和;
唐代的中书舍人,同其他几种重要的职事官一样,在唐初就遭到使职化,其草诏职务逐步被各种词臣接手。安史乱后,则主要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取代。但这个使职化的过程十分缓慢且漫长。唐朝廷其实在行使一种"双轨制",有时候用中书舍人,有时用其他使职,端视当时情况和个别皇帝的需要而定。到了唐后期,中书舍人更演变成一种本官(类似宋代的寄禄官),中书舍人可以用此本官去充任其他使职,如翰林学士和知贡举等。这是中书舍人使职化的最明显征象和结果。到了北宋初期,这个使职化过程才完成,其时中书舍人已演变成单纯的寄禄官,不再有草诏职事,和唐代的本官一样,只是用以计俸料、定班序而已。
2015年02期 v.30;No.138 68-77+18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0K] [下载次数：148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1 ] |[阅读次数：1 ] - 许檀;
商人会馆碑刻是目前所见能够藉以对古代商镇规模进行估算的最好资料。对聊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可见,清代中叶山陕商人在聊城的经营规模增长迅速,乾隆初年仅数十万两,嘉庆时增至一百数十万两;道光年间即便以千分之一的抽厘率从低折算,山陕商人的年经营额也达210万两,与乾隆初年相比翻了两番。嘉道年间是山陕商人实力最强的时期,汇聚聊城的山陕商号至少有三四百家,最多可达八九百家;其中年经营额超过万两的大商号有四五十家,个别商号的经营额甚至高达七八万、十数万两。全城合计,嘉庆年间聊城的商业规模在200万两上下;道光年间以千分之一的抽厘率从低折算为300万两,若以万分之三的抽厘率折算则高达1000万两。
2015年02期 v.30;No.138 78-85+188-18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9K] [下载次数：87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9 ] |[阅读次数：1 ] - 谭红艳;
乡试解额是清廷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基于统治形势的变化,清代政府前期共实行过五个文乡试解额标准:顺治二年解额标准最高,旨在笼络士人,配合武力征服天下,但未在全国同时施行;顺治十七年解额标准最低,行用时间亦较长;康熙三十五年和五十年解额标准最不稳定,且有递增趋势;乾隆十二年解额标准行用时间最久也最稳定,总额亦与明中叶行用百余年的景泰解额大致相当。这些史实的厘清对探讨清代不同时期绅士阶层的构成有重要意义。
2015年02期 v.30;No.138 86-96+18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4K] [下载次数：41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2 ] |[阅读次数：1 ]
- 赵法生;
儒学被称为天人之学,儒家对于人道的考量历来与天命和天道问题密切相关,对于天命和天道的思考奠定了儒家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作为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荀子论天的方向却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他强调天人之分,将天定义为质料化的存在物,消解了传统上天在儒家思想中所具有的神圣性和超越性,从而瓦解了儒家道德形而上学的根基。荀子物化的天论导致了儒家思想史上天与人之间内在联系的断裂,使得他的天论成了对以孔子的天命观和《易传》的天道观为代表的儒家形上思想的颠覆。否定天的形上意义并没有使他的天论为科学的自然观开辟道路,因为对于大自然深处的奥秘和律则的好奇与追问乃是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此种态度却是为荀子所坚决排斥的。同时,天与人之间的断裂也使得他表面看来达到了顶峰的人文主义成了失去天道支撑的寡头人文主义,这种寡头人文主义本身已经包含着走向自身反面的可能,也为韩非的法家思想提供了一个可乘的思想缺口。
2015年02期 v.30;No.138 97-106+18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3K] [下载次数：478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75 ] |[阅读次数：1 ] - 刘光胜;
由于资料缺乏,"儒分为八"已成为儒学史上千百年来难以厘清的学术难题。新见的出土文献,往往不是某一学派的专有文献,而是不同学者的文献汇编,因此,从这些文献对儒家共有特征的不同理解入手,就为解开"儒分为八"之谜提供了新的视角。韩非的八派划分,只是选取思想歧异明显、影响较大的八个派别。儒分为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儒家分化的真实面貌,但法家立场的偏颇,使韩非不能对儒家发展面貌,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思想歧异是当时孔门内部的普遍存在,而窄化、深化、分化、派别化,正是从不同学派思想差异日渐明显的层面,对早期儒学发展进程所作的一种描述与展示。
2015年02期 v.30;No.138 107-115+18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7K] [下载次数：120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1 ] |[阅读次数：2 ]
- 方维规;
荣格称卫礼贤对他的影响超过任何人,这主要是卫氏翻译的《易经》和《太乙金华宗旨》(德译本名为《金华秘旨》)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部中国典籍蕴含的中国思想,或许成就了荣格思想中最有创意的部分,如"个性化"概念、"同时性原理"、"集体无意识"等。《金华秘旨》让荣格发现,心理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环绕"本我"的"个性化"过程,这成为他的个性化理论的关键特征。透过这部首次译介到西方的道教内丹学典籍,荣格在"集体无意识"的层面上找到了联结东西方思想的纽带。荣格认为,《易经》的"科学"所依据的不是因果律,而是一种西方没有的、尚未命名的原理,他称之为"同时性原理";他自己的"同时性"理论或许也根植于此。荣格既受到中国思想的深刻影响,又在其科学思维和医学实践中不失去自己的西方之根,这才会有他与中国思想对话的极为丰硕的成果。
2015年02期 v.30;No.138 116-129+189-19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29K] [下载次数：231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6 ] |[阅读次数：1 ] - 王霞;
在如何再现纳粹屠犹事件上,海登·怀特的相对主义思想不是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而是以历史事件的客观性与人类的道德判断、主流意识形态为边界。一方面,设定一个边界有助于我们认识真相;但另一方面,边界是把双刃剑,它在揭示一部分真相的同时也会遮蔽另一部分真相。正因如此,才会有汉娜·阿伦特的"越界",超越自己的民族身份、公众的道德评判标准、意识形态,重新去追问纳粹屠犹的真相。从"边界"到"越界"的转变本身就需要也在证明着一种人类的独立思考能力。
2015年02期 v.30;No.138 130-138+19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3K] [下载次数：97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0 ] |[阅读次数：1 ] - 张叶鸿;
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在文学研究中一直受到关注,而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进展又为文本的理解赋予了新的含义。与认知科学相关联的认知诗学关注文本如何被理解以及语义如何产生,其广泛的跨学科性拓展了对文学理解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认知诗学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范式,探究文本的风格对读者的潜在作用,为文学文本的理解过程提供语义产生的依据。认知诗学还可借助认知和发展心理学、神经科学等与认知相关的学科的研究成果而逐渐进入认知理解深层,将文学思维和人的基本思维相结合,从新的视角阐释对文本世界的感知以及情景想象的产生来源,从而较深入地触及文学理解的本质。
2015年02期 v.30;No.138 139-147+19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3K] [下载次数：155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4 ] |[阅读次数：1 ]
- 庞玉厚;
互文性是语篇的基本特征之一。它是主体间性的表现形式,反映了主体之间的对话互动。模因论(memetics)是近年来兴起的文化进化理论。该理论认为,模因(meme)是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亦即模仿的单位。语篇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互文现象是文化传播的具体体现。从模因的角度看,互文性是模因传播的产物,是交际主体之间模仿的结果。具体地说,互文性的形成是模因选择、复制和变异的过程。
2015年02期 v.30;No.138 148-155+19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7K] [下载次数：134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3 ] |[阅读次数：6 ] - 李文山;李继先;
西方同行早已注意到,名词短语对其指称对象的表述时间并不依赖于(等同于)动词短语对相同指称对象的表述时间,但未曾注意到名词短语中的时间修饰语可以分成两种,一种表达名词短语的中心词所指对象被表述为该名词的时间——表述时间,另一种表达名词中心词指称对象的存在时间(或其一部分)。这两种时间定语之间的区别在汉语中没有形式上的表现,但是从理论上对它们加以区分,可以解释一些令人困惑的语言现象,也有助于深入认识名词短语中的修饰语与中心词语义组合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存在时间和表述时间两个理论概念,借助这两个概念,对汉语时间定语与中心词之间不同的语义组合关系进行刻画,并在此基础上对汉语学界前贤曾经讨论过的一些令人困惑的语言现象做出新的解释。
2015年02期 v.30;No.138 156-162+190-19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21K] [下载次数：44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1 ] - 刘力耘;
元曲《双调·潘妃曲》中有"肐膝"一词,传统解释"肐"同"胳,即胳膊",是错误的。其中"肐"字应该为无意义的标音词缀,"肐膝"应当解释为膝盖。"肐膝"这种构词形式与现代晋方言中"圪A"式词语的语法构成相同。从历代典籍中"圪A"式词语的使用情况来看,其使用集中在元代的口语文献中,明清时期的使用频率大幅下降,且应用范围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这三个特点与学者提出的"汉儿言语"的标准非常吻合,故而现代晋方言中的"圪A"式词语,很可能是受到了少数民族语言影响而产生的。
2015年02期 v.30;No.138 163-171+19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83K] [下载次数：33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 ] |[阅读次数：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