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正军;
中国古代官制叙述大致存在长官为纲与官署为纲两种模式,前者以官署长官起首描述,后者以官署自身提领记载。汉唐时期,官制叙述模式从长官为纲转向官署为纲,结合时人论述、行政文书中发收双方标记形式、官箴书构成等可知,这一转向折射出汉唐时期官制认识相应地发生从长官至上到官署优先的转变。汉唐官制认识的这一转变经历了迟缓漫长的过程,行政文书发收双方标记形式向官署倾斜及九卿称谓渐带“卿”名,表明转变在晋代已初见端倪,及至南北朝,官署优先意识渐居上风,开始影响官制叙述,最终在唐代确立官署优先意识,推动官制叙述转向官署为纲模式。从长官至上到官署优先,表明中国古代士人的官制认识至迟在唐代已显现一定的现代官僚制色彩。
2025年01期 v.40;No.197 61-85+261-26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20K] [下载次数:8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9 ] - 于赓哲;牛建州;
墓志与其说是死者生前意志的体现,不如说是家族书写,家族意志往往凌驾于个人之上。在“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背景下,墓主的伎术经历有时会被有意掩盖,尤其是墓主有其他清望官、清官仕宦历程,则其本人或者先祖的伎术生涯在墓志中可以置之不谈,无论这种生涯如何辉煌。例如以医术见重于梁、周的姚僧垣,其后代姚思廉治《陈书》的春秋笔法及其他姚家后代多方墓志证明,姚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叙述范式,即讳谈姚僧垣医术出身,只盛赞其文德和功勋。孙思邈的医学生涯,在其子太子中允孙行的墓志中不着一字。曾经撰写医学七经之一《黄帝内经太素》的杨上善,医学成就在墓志中也只字未提。此类讳笔会造成墓志中的“史料黑洞”。与此同时,墓主本官如果一直在本司迁转,则家族撰写墓志的时候可能不讳。另外,假如墓主后嗣依旧从事医学,则墓志也可能不讳。讳与不讳并存,背后是社会价值观的折射,有时并非墓主本意。史学界不可不察。
2025年01期 v.40;No.197 86-105+26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10K] [下载次数:9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4 ] - 冯小红;邹蓓蓓;
1941年秋,太行根据地核心区农村征收合理负担是按照当年7月发布的《晋冀鲁豫边区合理负担征收暂行办法草案》的规定统一进行的。但是,经深入剖析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所见“1941年秋季偏城县西安居村合理负担征收表册”可知,地处太行根据地核心区的偏城县西安居村在征收合理负担的申报、评议、计算等步骤上,既在原则上坚持了《草案》的规定,又根据实际情况在某些环节上有所变通或使其具体化。经过对该村第二闾表册进行统计分析可知,合理负担在各阶级的分配大体形成了地主富农与一般农户(中农和贫农)平分的局面,既实现了“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又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负担面,对以往平均摊派和“富户捐”产生的偏向均有所纠正。
2025年01期 v.40;No.197 106-124+262-26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04K] [下载次数:5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8 ] - 侯中军;
在创建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为弱小国家和民族代言,竭力维护国际公理与正义。鉴于求助国联制裁侵略失败的历史教训,中国希望采取大国一致的投票原则,并建议将侵略的定义予以明确,以便赋予战后国际组织以制裁侵略的能力。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第一阶段,中国向会议提交了中方提案,而非放弃提交,英美苏第一阶段会议的协议结果体现了中方的提案;中国对橡树园会议的实际贡献应以会议草案对中国建议的采纳情况为评估标准。在旧金山制宪会议上,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坚持将扶助弱小民族独立写进托管制度之内,努力为广大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代言。
2025年01期 v.40;No.197 125-140+26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01K] [下载次数:14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