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本刊特稿

  • 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

    王学典;

    整个当下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近30年来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繁荣的局面正在告一段落,而人文学术、特别是中国古典学术和传统文化研究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要想走向世界,必须和自由主义这个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流派展开深度对话,同时必须根据自己的基本原则去创造出一种高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当前儒学复兴的挑战性一是指向主流意识形态,二是指向西方中心论,三是指向现行的学科分类。

    2016年02期 v.31;No.144 5-16+1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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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研究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

    胡鞍钢;周绍杰;任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和必要举措。"十三五"时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厘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从科学的角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和政策外延做出清楚阐释,探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措施,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同时更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本文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实际出发,通过对现有基本国情的分析,给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线图,提出在"五大政策支柱"的多重维度下做好"加减乘除"混合运算,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之路。

    2016年02期 v.31;No.144 17-22+1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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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危机与响应

    王亚华;高瑞;孟庆国;

    新世纪以来,中国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发展悖论"现象: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农业生产增收、硬件设施不断改善的同时,村容环境、农田水利、人文环境、生态环境等公共事务却呈现普遍衰败的景象。中国农村治理危机的实质,是在农村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及农村体制急剧变迁背景下,公共事务治理从"集体化"转向"个体化",导致中国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全面衰落。中国农村集体行动目前同时面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的局面,这"三重失灵"是由当前中国农村的三个基本特征决定的:农村基层组织制度型权力弱化,私有化改革导致公共资源产权碎片化,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民异质性增加。为了应对农村治理危机,实践中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治理创新,如干部下派驻村担任第一书记,退休的政府官员担任村官,成功的企业家回乡担任村官等。中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人文环境差异极大,不存在"万能药"的农村治理模式。以增加农村基层领导力资源供给为突破口,探索符合各地村庄情况的自主治理形式,是未来中国农村公共事务"良治"的基本取向。

    2016年02期 v.31;No.144 23-29+1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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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 冯友兰的“伦理概念”说——兼论冯友兰对陈寅恪的影响

    陈来;

    冯友兰在1920年代后期的两篇论文中提出,中国历代的忠臣孝子,并非忠孝于个人,而是忠于君父的概念,其忠孝的对象"不在具体底世界"而在柏拉图所谓概念之世界。冯友兰的这种分析为他后来在1950年代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准备了方法的基础,可以视为近代以来寻求肯定传统道德的一种努力。本文对其思想作了详细的梳理,并对其新实在论的立场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理论之所见和缺陷,以及其主张在传统道德现代传承转化中的借鉴意义,冯友兰的这一思想对陈寅恪撰写王国维挽辞序起了重大的影响。

    2016年02期 v.31;No.144 30-41+19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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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两个马克思”概念的实质——兼评在“两个马克思”问题上的认识误区

    游兆和;

    我国理论界长期否定与批判"两个马克思"的概念,认为这是西方学者有意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实际上,这一概念反映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经历了两大阶段的历史事实,体现出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前(非)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两个马克思"问题的实质也不是确认谁是"真正的马克思",而是确认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青年马克思"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但并不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清"两个马克思"的界限属于事实判断,而一些学者在解读与阐释马克思学说时却经常混淆这一界限,误解或曲解了基本事实。

    2016年02期 v.31;No.144 42-47+19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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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柏拉图思想中的“秘所思”“逻各斯”与“神学”——以《蒂迈欧篇》为中心

    宋继杰;

    在柏拉图思想中,神话或"秘所思"(Muthos)与"逻各斯"(Logos)有根本的对立,即,Muthos作为一种不可证伪的话语与Logos作为一种可证伪的话语之间的对立,Muthos作为叙述性故事与Logos作为论证性话语的对立。反映在《蒂迈欧篇》文本中,Logos出现的地方都涉及关于感性世界的结构或现成状态的可证伪的论证性话语,而Muthos出现的地方则涉及关于感性世界的时间性起源或制造过程的不可证伪的叙述性话语。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在Muthos与Logos的既区分又统一的意义上将它理解为柏拉图的"神学"。不确立"柏拉图的神学",对《蒂迈欧篇》的所谓的"字面解释"将是不可能的。

    2016年02期 v.31;No.144 48-57+19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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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 再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国际化战略及路径

    王宁;

    促使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跻身国际主流已经提到了文学理论工作者的议事日程上,而且这方面已有人开了先河。《诺顿理论批评文选》(第2版)于2010年首次收入李泽厚的论文《美学四讲》,从而实现了英语文学理论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认可和接纳。另一方面,这也预示着曾长期为欧美理论家所把持的国际文学和文化理论界也开始关注来自非西方的声音了。但并非每一位中国当代文论家都会像李泽厚那样幸运地被国际权威的文论选收入其中,因此,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不能只是被动地等待被别人"发现",而应该更为积极主动地去与居于国际文学理论前沿的欧美文论家进行交流和对话,从而挣得一些基本的话语权。在这方面,张江近年来开始的与美国理论家米勒的对话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

    2016年02期 v.31;No.144 58-65+196-19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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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赋税之“赋”到登高能“赋”——追寻赋体发生的制度性本原

    马银琴;

    作为文体的"赋"字,其意义的生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一方面,以"贡赋"为主要义项,"赋"字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制度性的内涵;另一方面,"王命使赋"的赋政活动,又使"赋"具有了作为言说方式的"直陈其事"的意义。从"瞍赋"到"赋诗断章","赋"一直在"直陈"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制度性的言说方式被频繁使用。最后经过"登高能赋"阶段的发展,"赋"在直陈的制度性言说方式之外,又兼有了属文造辞的创作之义,并最终演化为指代其语言成果的文体概念。通过屈原与荀子的创作实践的推动,作为文体之一的赋终于开启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之路。

    2016年02期 v.31;No.144 66-77+19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6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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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两宋理学“观物”与理学诗类型化主题及程式化表达

    王培友;

    "观物"是邵雍用来构建其理学体系的术语,得到了他之后两宋理学家的高度重视。因"观物"具有体悟性、识察性与实践性等特质,而具备了审美性、情感性、实践性、超越性等品格,因此,也就内在地决定了"观物"与理学家诗歌创作具有紧密联系。当理学诗人所"观"之"物"为客观实在的景物时,其诗歌因为"观物"之特质而呈现出审美性、情感性等特征;而当他们所"观"之"物"为各种事件、虚拟之哲理或者性理命题时,诗歌便呈现出哲理性、超越性等特征。由此,理学诗表现为类型化的主题与程式化的表达方式。理学诗的这一特质,说明了其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品格。

    2016年02期 v.31;No.144 78-85+19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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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惠洪《冷斋夜话》的文学思想

    张瑞君;

    学术界目前尚无全面论述惠洪《冷斋夜话》文学思想的著述。本文认为,惠洪继承传统文论中重气理论,又赋予"诚"的新内涵;推崇具有天趣的诗歌,又重视作家的才力;虽为诗僧,诗论却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重视诗歌的用典琢句,又强调方言、口语的意义;诗歌主张创新,诗歌评论亦重新意,善用对比论证,分析作家独特的风格。凡此种种,颇具价值。

    2016年02期 v.31;No.144 86-90+19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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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 清末民初的“满洲”“旗族”和“满族”

    定宜庄;

    满洲、满族和旗人、旗族等不同称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含义。弄清这些称谓的含义,是我们进入清史和满族史研究的基础和门径,多年来却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由于学界运用这些名词时过于随意,从而引发混乱。本文旨在结合相关史料和历史背景,对这几个名词进行初步梳理,以期引发学界的重视和进一步探讨。

    2016年02期 v.31;No.144 91-98+197-19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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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代淮北粮食短缺与强势群体的社会控制

    马俊亚;

    理论上,近代淮北粮食总产即使全部用于人食,也不敷所需。淮北虽然极其乏粮,但劳动力无法大量投入到耕作中,只能弃耕或粗放种植。淮北不是苦于内卷化,而是苦于无法内卷化。淮北缺粮的主因,是军政官员的变体——强势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全面垄断,他们既没有传统士绅的社会责任感,更没有近代意义的管理和服务意识。他们通过操控粮食的生产和流通,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失去国家保护的弱势平民应对危机的各种举措,多成为强势群体扩张其经济势力和强化其统制能力的条件。权力没有边界的强势群体或沉湎于肉欲享受,或运用淮北的社会资源争夺最高权力,而不愿承担生产性和公益型建设。他们对社会多方位的垄断,阻绝了削减其利益和权势的变革之路,造成社会全面崩溃。

    2016年02期 v.31;No.144 99-117+19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5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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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明园经费来源问题初探

    赵连稳;

    圆明园自康熙四十六年开始建造,经过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几朝的营建,最终形成规模宏大的皇家苑囿,咸丰十年被英法联军焚烧,同治年间,又对圆明园进行部分重修。如此庞大的建筑群,其建造和维护经费数额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圆明园的经费来源问题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通过梳理档案文献资料,笔者发现圆明园经费来源主要有内务府拨付、圆明园经营所得、榷关与盐政上缴的盈余银、商人和官员捐献以及罚没等等,和国库并没有多少关联。

    2016年02期 v.31;No.144 118-131+19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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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税收统计补正

    倪玉平;

    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一书,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品。本文依据档案材料,对其海关税收统计数据加以复原,认为该书存在着录入标准不一、校对错误等问题,但总体而言,该书的可靠性仍然非常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技术水平下,取得这样的成就实属不易。

    2016年02期 v.31;No.144 132-136+19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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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评议

  • 内部秩序与外部战略:论《轮台诏》与汉帝国政策的转向——谨以此文纪念田余庆先生

    成祖明;

    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在索隐探幽中将散见文献背后武帝晚年内外形势,隐然的武帝、太子集团矛盾边界清晰而又深刻地呈现出来,给人以认知深处的强烈冲击和震撼,对汉史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汉武一朝内外格局始分,内朝作为战略决议机构对汉武帝时期内外战略的展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汉帝国的内部秩序和外部战略交互展布实现了大汉世界帝国的崛起。肇始武帝早年夺嫡之争,其意识形态的建构一直藉重于方术集团,造成了帝国信仰的巫魅化,为各夺嫡势力利用,终酿巫蛊之祸。巫蛊之祸对武帝内政造成重大打击,在对外战略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也无力进一步拓展。以《轮台诏》颁布为标志,汉帝国对内对外政策出现重大转向。《论轮台诏》一文的基本结论难以动摇。

    2016年02期 v.31;No.144 137-154+198-19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8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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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种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合考察

    杨勇;

    汉武帝朝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对外持续的大规模征伐、对内实行各种兴利政策以及严刑峻法的酷吏政治,三者前后相续、迭为因果,构成了武帝政治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因此论及武帝晚年政策转折必须以这三者为主要考察对象。然而根据这个整体看《轮台诏》,以至整个武帝晚年的政治态势,都不能得出武帝对其政治方略有根本转折的打算,更没有转向"守文"即转向儒家政治的意向。武帝去世六年后的盐铁会议才真正开启了政策转折及"守文"的有力呼吁。而从进一步对武帝朝后的霍光主政时代诸项内外政治方针转换的详细考察中更可以看到对武帝统治方略的调整是一个缓慢、复杂的过程。我们既不可否认《轮台诏》有重民生的调整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政策转折,但也要看到其远未完成这一过程。

    2016年02期 v.31;No.144 155-169+19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0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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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

  • 中国特大安全事故政治问责:影响因素及其意义

    张欢;王新松;

    自2003年起,中国特大安全事故的问责制度初步形成。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既可能源自政治体制内行政管理改革的需求,也可能来源于社会公众对公共机构的要求和压力。基于对2003—2007年间84个特大安全事故案例的实证分析结果可知,来自社会的压力是推动2003年之后中国政治问责变化的主要因素。该结果从三方面反映出我国近年来政治生态的变迁:(1)媒体参与对政府的监督,在"舆论监督"功能的脉络上,发展出问责的功能,从而开始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显现作用。(2)问责动力机制的历史性变化,表明我国国家—社会正在建构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3)媒体成为问责动力机制中的新结构性元素,表明我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跨进了一大步。此外,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媒体进入问责动力机制还处于起步状态。

    2016年02期 v.31;No.144 170-184+19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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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风险、危机、灾害的语义溯源——兼论中国古代链式风险治理流程思路

    刘宝霞;彭宗超;

    "风险""危机""灾害"概念的萌芽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分别用"幾""微""危""殆""灾""难"表达,这些词的语义各有侧重,其相互关系可整合为"幾微—危殆—灾难"风险演化链;针对这一演化链,先秦文献中的"知幾察微""持危救危""御灾救荒""慎始慎终""仁政为本"等风险治理策略也呈现出以"断链"为主要手段、兼顾整个流程的链式治理特点,可为当今的风险治理提供一种思路。

    2016年02期 v.31;No.144 185-194+19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3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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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严正声明

    <正>《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因其严格、公正、公平的审稿机制以及高质量的论文发表,在学术界享有良好的学术声誉和较大的学术影响。在此,感谢广大读者、作者的大力支持和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本刊唯一投稿官网:http://qhdz.cbpt.cnki.net/,除此再无其他,也从未委托过任何网络中介机构或个人从事征稿、代发稿件录用通知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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