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马克思主义研究

  • 重新评价马克思的自我异化理论——兼评广松涉对马克思的批判

    韩立新;

    "自我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基本框架和主要特征,但学术界对它的主流评价却是消极的。广松涉就认为马克思的自我异化理论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与唯物史观无法兼容。针对这一主张,需要区分发端于黑格尔的两种自我异化理论:"精神的自我异化"和"自我意识的自我异化",马克思的自我异化理论是批判性地继承后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劳动的自我异化"理论,这种新型的自我异化理论不仅彻底突破了以往只能以超验的观念主体来解释历史的局限,破天荒地使对历史的解释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而且还可以改变消极地评价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现状。

    2020年03期 v.35;No.169 1-15+20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15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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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源流、对象和体系

    孟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一方面与自由主义理论即市场经济1. 0理论相对立,另一方面发展和超越了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市场经济2. 0理论,成为一种新的市场经济理论类型,即本文所谓市场经济3. 0理论。在研究对象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包含国家经济作用的内生性维度和外生性维度两个部分。国家的内生性作用旨在克服市场失灵,与此相对应的理论在体系上涉及参照系、市场失灵和国家的内生性作用这三个环节。国家经济作用的外生性维度涉及以下问题,第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发挥经济作用的目的不只是克服市场失灵,而且在于维护和巩固特定阶级关系和权力的再生产,后者甚至是更为基本的目的。第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公有制等制度因素会决定性地影响国家的经济作用,使其超出单纯市场失灵所要求的范围,进一步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国家经济作用的外生性理论和内生性理论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两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的整体。

    2020年03期 v.35;No.169 16-28+20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41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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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 从铁钱到银两:两宋金元纸币的价值基准及其演变

    王文成;

    北宋淳化年间发明交子之后,纸币逐步发展成为两宋金元时期广为行用的重要货币。从纸币与金属货币的相互关系看,北宋交子、元朝至元钞分别是铁钱和银两的价值符号;铁钱与银两是交子和至元钞的价值基准。铁钱与交子、银两与至元钞,通过信用关系结成了由"价值基准—信用关系—价值符号"组成的货币体系。从北宋交子到元朝宝钞,纸币的价值基准完成了从铁钱向银两的转换。纸币价值基准的转换,是晚唐以降货币符号化与白银货币化相互交织,铁钱、铜钱、银两、丝绢及其价值符号相互影响,此进彼退,优化配置货币资源的结果。它奠定了元明时期纸币发展由盛转衰的基本方向,标志着货币标准白银化的完成,中国货币体系由铜钱时代进入了银两时代。

    2020年03期 v.35;No.169 29-42+207-20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4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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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活”的人口史:从曾氏家族看19世纪中国官宦之家的婚姻、生育行为

    郭玉峰;

    将书信、日记与族谱等资料结合起来考察人口行为,置人口问题于生活场景之中,更易于深刻揭示人口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及过程,展现"活"的人口行为面相。仕宦之家存在着政治联姻现象且盛行早聘之风,其原因在于不想错失门当户对、攀龙附凤的机会。在19世纪,曾氏家族中男儿初婚平均年龄低于女儿,这可能是外姓女子之家急于与曾家男子联姻的一种体现。官宦之家的"入赘"行为是一种形式,赘婿没有寄人篱下的自卑感,入赘之举是为了婚后更好的生活或前程。在曾国藩这样的仕宦之家并不存在显著的晚生、早停、生育间隔长、生育率低等现象,中国式婚内抑制的生育机制不明显。在仕宦之家,求学、科考可推迟初育时间,而变动的仕宦生涯、长期的夫妻分居也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之一。曾氏父子存在着"重男不轻女"的生育观念,幼孩的抚育并非母亲的天职,父亲也是抚育后代的积极参与者。早聘与"大龄"定庚并存、早婚与"大龄婚"并行、"入赘婚"的存在以及"重男不轻女"的观念,可能体现了19世纪中国官宦之家在人口行为上的某些共同特征。

    2020年03期 v.35;No.169 43-64+20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14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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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言尺牍热:新文化运动大潮中的一股逆流——民国时期《秋水轩尺牍》流行考论

    陈兆肆;

    在民国尺牍文化热中,清道咸年间幕友许思湄之《秋水轩尺牍》影响极大,以60余种版本流布于世。该尺牍能于教育、文学、社会等领域影响广泛,不仅在其文辞之简洁、典雅及切合时用,还在于其间所透出的幕友志意难酬的情绪情感,颇能引起当时众多失意之读书人的共鸣。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旧时文言尺牍的出版和流行,直面"新文化运动"浪潮的挑战和冲击。力推"文学革命"的文士们,从形式、内容、思想上,对该类尺牍极尽批判之能事。在时潮的逼压下,一些出版者及编者选择守经行权,纷纷出版《秋水轩尺牍》"言文对照"版。这种做法,不无两全其美的生意考量,但其"文言为主,白话为宾"的编排思路,却也彰显出抗拒时潮的文化理想。《秋水轩尺牍》作为旧时文言尺牍,其于民国中后期的广泛流行,无疑是"新文化运动"大潮中的一股逆流,亦系时代高歌中"执拗的低音"。

    2020年03期 v.35;No.169 65-75+208-20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2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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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印边界战争前后美国对印度态度的变化——兼论美印关系的历史基础

    孟庆龙;

    在中印边界战争前后十几年里,美国出于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争夺影响、向南亚渗透和扩大自身利益又不至过多损伤美英关系等方面的考虑,对印度的态度经历了从不甚关注到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从主要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扩大到包括军事援助的过程,说明美国的外交政策随着地区形势和国际关系以及对自身利益考量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从来没有平等地对待过印度,对印度的援助请求也很少满足过,军事援助往往有附加条件,在援印问题上更不愿出头,千方百计希望英国承担主要责任。印度在寻求美援的同时极力保持尊严。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印政策和美印互动奠定了日后美印关系的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前美印关系的走势,有助于人们认识"印太战略"的前景,即不论美印走得多近,势造得多高,也很难发展到盟友关系,所谓秃鹰和大象合流对付中国龙的概率不会太大。

    2020年03期 v.35;No.169 76-93+20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11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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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 消失的声音:《公羊传》的前书写状态

    黄卓越;

    《公羊传》为《春秋》"三传"之一,与目前所见的大多数先秦文献一样,在著录于竹帛之前,经历过较长的口传过程。这种书写的滞后性,决定了要想对其文献基础有可靠的把握,就需要跨越著录的时代,搞清楚其于前书写状态中传授与构形的经过。采用较为彻底的"系谱化"方式,可对《公羊传》口述阶段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探索。这些问题,从外围来看,首先需要辨识其著录之初,即两汉时期诸儒为证实该文献的口述性来源而提供的各种线索。在对传授过程的研究中,又涉及授受的传谱及传播链形成的方式、方音的携入及由此带来的书写"异文"化现象,声音传输模式下记忆与失忆的特征,以及最后又是在何种场景下将一种"直言式"对话著录于简帛的,等等。通过发掘许多之前尚未正式触及的议题,提出自己的一套解决方案,为早期文献溯源研究、口述与书写关系研究提供新的思考路径。

    2020年03期 v.35;No.169 94-111+209-2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11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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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代歌诗“乐本”形态探论

    李辉;

    《诗经》是周代歌诗高度"文本化"、经典化之后的文本,已删略了诸多与乐用相关的信息。在周代,存在服务于乐用、在技术操作层面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乐本"文献,其内容形式多样,既有歌诗,也有歌演所用曲谱、舞谱以及相关技术性记述。就歌诗而言,可以从诗题、笙诗、乐章、诗序四方面探析"乐本"歌诗的文献形态,及其与今本《诗经》存在的离合异同关系。这一研究有助于对周代歌诗的"文本化"过程及其结果——《诗经》做出探本寻源的认识,如《诗经》中的诗题、笙诗,即完全源于"乐本",诗序的形成也滥觞于"乐本";同时,乐章一端显示出《诗经》"文本化"过程对"乐本"乐用信息的删略,这也说明从《诗经》文本探讨歌诗乐用这一研究思路的局限性。

    2020年03期 v.35;No.169 112-122+2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0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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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历史阐释的背面:中国古代咏史诗的“翻案”现象

    马昕;

    与史书的原始记载与评价所代表的历史阐释传统相比,中国古代咏史诗更具有私人性与灵活性的特点,也更容易在评价立场上做到翻新出奇,形成"翻案"的写作传统。咏史诗翻案现象的集中出现始于中晚唐时期,与当时思想界的异动存在主要的关联。针对原始文献,即史书中的原始评价与早期经典咏史诗作,后代诗人通过多种办法实现思维翻案,主要包括:跳出原始文献的预设前提;突破原始文献的价值选择;跨越原始文献的史实联想;绕开原始文献的虚构想象;依据原始文献的合理推测。但是,咏史诗中的翻案观点也暗藏着思维套路与逻辑漏洞两重风险,体现了文学思维与实证思维之间的紧张关系。

    2020年03期 v.35;No.169 123-133+2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99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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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生与死——论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

    李玉明;郑直;

    "鬼"是魂灵,意味着死亡,《野草》是鲁迅面对着"鬼"的自言自语,也就是与"死"对谈。鲁迅直面着"死",不仅"死之恐惧"再也无法将其绳缚,而且对于个体命中注定的悲剧性死亡以及多少有些夸饰的生命虚无感,鲁迅则大胆地反复地加以盘诘。不仅如此,在鲁迅那里,对死质疑,是跨越生死之鸿沟、追求生命永恒的一种终极关怀,它显现为"存在"的某种自由形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鲁迅是在死亡中产生或形成的,鲁迅的"形成"或"形成鲁迅"的那个东西是死亡,鲁迅的生之路也是从这里——死亡——开始迈出第一步的。

    2020年03期 v.35;No.169 134-144+2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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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 强弱相关性与因果确定性和机遇

    王中江;

    因果确定性、决定与不确定性、机遇和非决定,是完整世界的两个地带,单一的描述都不能呈现出世界的全貌。从世界的关系性和普遍相关性来看,因果确定性、决定以及与之相反的不确定性、机遇和非决定,则是世界关系性和普遍相关性的不同类型。因果确定性属于强相关性,其强度有大小、多少之别,但它至少要强到影响了结果的出现;不确定性和机遇则属于弱相关性,其弱的下限是它同结果不能毫无关系,即使它微乎其微。意志自由不仅同不确定性是相容的,它同因果确定性也是相容的。一切都可选择,决定的只是人要承担选择的结果。德福一致的天命论和德福不一致的运气论,是因果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在人类事务中的一种特殊表现。

    2020年03期 v.35;No.169 145-156+21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1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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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辩证法”的隐身与当代学术思想的浅薄化趋向——以刘清平儒家“悖论”批判为分析例据

    韩德民;

    "辩证法"就其实质而言,体现的是对象世界固有的联系性、发展性及主体存在的超越能力。排斥或无视"辩证法"将导致认识的浅薄化,即思想的表面化和片面化。这种偏向在当代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将哲学意义上的"矛盾"化约为逻辑意义上的"悖论"加以否定。刘清平近十几年来有关儒家伦理思想的系列批判,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偏向的形态特征及其可能产生的危害。儒家"孝悌"和"仁义"两种观念间相互支持而又相互限制的二重性关系,本是对现实领域客观存在的社会—宗法二重属性进行理论提升的结果,也是儒学实践生命力的根本保障,偏执于话语形式层面的所谓逻辑"批判",无助于揭示儒家思想张力的实践根源,也不利于呈现儒家思想传统的内在丰富性,反而可能会对阐释主体自身思想的深化造成消极性限制。

    2020年03期 v.35;No.169 157-169+21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2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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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

  • 中国社会学的人文转向——以费孝通“扩展学科界限”思想为基础

    刘亚秋;

    反思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以来的重建问题以及学科发展方向问题,无法避开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扩展学科界限"思想,而若不对其中费孝通提到的"人文性"进行相对系统的思考,就无法真正理解费孝通的"扩展学科界限"思想,以及中国社会学的当下人文转向。他的思考路径在经由"社会"到"人"到"心"的结构性转换中,进一步转向更具主体形象的"我"之中,从对"我"的讨论中,最能看到费孝通的人文转向的彻底性和革命性。在回归对人的关注层面,费孝通回到了人的主体性的最深层面,表现在他的立足点是"我"。其中"讲不出来的我"尤为凸显了社会学中的人之主体形象的复杂性,需要社会学在方法上的更新和开拓。费孝通事实上是将社会学转向了历史和文化的维度,宗旨是推进、加强社会学这一学科对"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的理论贡献,从而修订、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范式。而社会学"人文性"扩展的"度",可以是更加广阔的,但扩展的"界限"在哪里,还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的实践问题。

    2020年03期 v.35;No.169 170-181+211-2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1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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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群体正义”到“个体正义”:组织公平转向的实践逻辑

    孙东山;

    组织公平转向是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以结果公平为起点,关注人们对组织内部活动的公平感知问题。程序公平将人们对组织公平的认知维度扩展到过程领域,并在组织情境中提出判定组织公平的程序标准,个体在评定分配结果的过程公平性时主要考虑一致性、无偏向性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互动公平将人们对组织公平的认知推向反应丰富个体心理偏好的人际关系领域,并以非正式方式研究组织成员(决策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交际公平的质量问题。组织公平的实践越来越重视个体正义在群体正义中的正当性,整体上推动其具体形态从抽象的"群体正义"向具体的"个体正义"过渡。此外,对于组织公平转向应当从发展的角度关注文化差异及时间因素对相关研究的建设性作用。

    2020年03期 v.35;No.169 182-190+2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94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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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团结型社会组织、行政型社会组织到治理型社会组织——1949年以来社会组织的变迁历史

    罗婧;

    我国社会组织的运行逻辑深刻展现了社会结构的变迁。1949年至今,我国的社会组织呈现出三个形态,即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期(1949年—1956年)的团结型社会组织,再到改革开放前(1956年—1978年)的行政型社会组织,以及经过多重探索之后(1978年—2012年),形成的治理型社会组织(2012年—今)。这三个形态逐步革新又相互继承:治理型社会组织是当前社会组织运行的主导形态,而团结型社会组织与行政型社会组织的运行逻辑仍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并存。这显示出国家、市场、社会在整合的前提下合作或交融,共同构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新时代以来,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助推社会信任的建立,这就要进一步探究我国社会组织的本土特色。

    2020年03期 v.35;No.169 191-206+2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33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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